徐宏杰
微信版第1493期
大學畢業(yè)整整40年了。
40年風雨淡忘了多少往事！然而，唯獨高考——我所走過的高考之路，至今依然清晰。
十年動亂結(jié)束后，停擺十幾年的高考恢復了。
1977年冬和1978年夏天，共和國迎來了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兩次高考，報考總?cè)藬?shù)達到1160萬人。不同凡響的兩次高考，兩個很有影響的青年學生群體脫穎而出，史稱“七七級”“七八級”；從社會因素和個人情感來說，這兩屆大學生又往往合二為一，成為動亂之后大學教育的特殊稱謂。
高考的恢復改變了1977級和1978級大學生的命運，也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1977級和1978級先后出現(xiàn)，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跡，一年時間內(nèi)全國高等學校兩次大規(guī)模招生，四年之后，兩屆畢業(yè)生先后走出校門。兩屆大學生入學、畢業(yè)的時間相差僅半年。
01
躋身1978級大學生群體，我是幸運的，雖然我的高考之路走得很艱難。我成為七八級大學生的經(jīng)歷，漫長而又曲折。文革10年，從小學畢業(yè)，到初中、高中，尤其是高中畢業(yè)之后作為“回鄉(xiāng)知青”的坎坷人生，往事不堪回首！
我開始上初中的時候，正趕上“文革”風云激蕩，神州大地完全被籠罩在一場政治運動的氛圍里。學校一切正常的教學秩序都被打亂了，經(jīng)歷了3年變相失學以后，我夢寐以求的“上學讀書”的學校就誕生在這樣一個比較復雜的社會背景下。
蕪湖市百年名?！巴钅洗髮W附屬中學”，“下遷”到數(shù)百里之遙的皖東南、我的老家廣德縣偏僻、落后的鄉(xiāng)村辦學，以改變那里教育教學落后的現(xiàn)狀。
“皖大附中”為什么會到鄉(xiāng)下我的老家辦學呢？
1969年下半年，我們這些1966年夏季讀完小學，經(jīng)過統(tǒng)一升學考試，升入中學，二三個月之后，初中停課，又回到小學讀七年級、八年級，“復課鬧革命”是當時的政策規(guī)定。
我們雖然還在上學，可是學校的正常教學已經(jīng)不復存在。上過幾天中學又回到小學的我們，再也不能安穩(wěn)地坐在教室上課了。之后，特殊年代的特殊舉措，我們又輾轉(zhuǎn)去了兩所中學，讀了三年中學，到底也弄不清我們在讀哪個年級。
就這樣，3年的時間悄無聲息地從我們身邊溜走。很快，在我們的身后，又有兩屆小學“畢業(yè)生”緊隨其后，加入到“無學可上”的行列，這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新三屆”。學生多了學校更亂了，“文化大革命”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
奉命到地方“支左”部隊鑒于安徽的實際情況，決定把教學資源豐富、教學質(zhì)量高的城市中學，分出一部分到偏遠、落后的農(nóng)村去辦學，以改變農(nóng)村教育的現(xiàn)狀——這就是波及安徽城鄉(xiāng)的“城市中學下遷活動”。
“皖大附中”到廣德后，布局到東亭、獨山、磚橋和新杭四個公社，四所初級中學便應運而生。
廣德縣位于蘇、浙、皖“三省八縣”結(jié)合部。東亭公社地處廣德縣東鄉(xiāng)，毗鄰浙江北部的長興縣和安吉縣。在定點的四個公社中，地理位置尤其偏僻。那是一個講政治、講出身的年代，分到這里的教師年齡都偏大。
殊不知，這些“老教師”中可謂是藏龍臥虎。老師的整體素質(zhì)，不要說當時的廣德縣，在蕪湖市也屬于佼佼者。
首次招生，在一個僅20000人口的東亭公社，就招收了160余名學生。老師們用他們深厚的學養(yǎng)、高超的教育教學技巧、誨人不倦的教學情懷，向我們展示了迷人的風采。
戴長天老師上數(shù)學課，總是抓著幾支粉筆精神飽滿地走進教室，手里從來不拿教材或教案，講課的時候，黑板一分為二，一邊是教學內(nèi)容的提綱挈領(lǐng)，一邊是演算習題的“稿紙”，下課后，我們對照黑板上所講的內(nèi)容和我們課本上的絲毫不差。幾何課更是讓我們大開眼界，戴老師從不用圓規(guī)、直尺、三角板，手一揮一條直線，胳臂一掄一個圓，和直尺、圓規(guī)畫的一模一樣。
梁可新老師，不僅教我們數(shù)學課，還分擔了學校很多教學活動。當時，李昂校長成天被各種活動和會議填滿。他的許多工作就落到了梁老師身上，比如，每周一的晨會，大多由梁老師主持，布置一周內(nèi)學校大事；每周一早讀課之前，各班都從他那里領(lǐng)到新的周課表——記得以前我們只知道課程表要用一學期。學校有名目繁多的配合公社中心工作的活動，遇上小型的文藝演出，編劇、導演、劇務等等，梁老師一個人全包了。
任肇發(fā)老師上語文課，突出的特色是不拘泥于課本，不分課內(nèi)課外。我們在他的語文課上，讀到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名篇——契訶夫的小說，高爾基的散文，李白杜甫的詩歌；還有一些流行的名篇，像林豆豆的《爸爸教我怎樣寫文章》，等等。這都是他在附中的時候打好蠟紙帶下來的，他知道農(nóng)村中學是沒有打字機的。他還經(jīng)常帶領(lǐng)我們編墻報、寫慰問信，配合中心任務開展宣傳活動。
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遨游太空，當天我們語文課上就布置了朗誦詩的寫作，雖然大多不過是“人造衛(wèi)星沖云霄，山在歡呼海在笑”一類幼稚的詩句，但是，同學們在詩歌朗誦會上，用自己充滿激情的聲音，表達出熱愛祖國、歌唱贊美祖國的一腔深情，會場上一次次爆發(fā)興奮的吶喊聲！
翁伊祥老師教我們體育，一個省級體操隊的專業(yè)教練，每節(jié)課都是駕輕就熟。他的影響不僅僅在課堂，在大學里學過運動醫(yī)學的翁老師，在全校師生、乃至周邊的家長和社員的心中，他還是一個醫(yī)術(shù)高明的醫(yī)生。
翁老師跟姐姐學過針灸，達到了相當高的專業(yè)水準，假期到上海姐姐家做客，竟然能和姐姐一起到醫(yī)院“坐診”。翁老師的宿舍是靠西邊山墻的一間，和別的房間比，室內(nèi)面積要多出一個內(nèi)走廊同樣寬度的一塊空間，正好用一個藥柜隔出一小塊地方，擺上簡單的醫(yī)用設(shè)施，就成了一個“迷你”小診所，翁老師憑借高超的醫(yī)術(shù)為數(shù)不清的老師、學生和學生家長解除了病痛。
02
有這些高水平的老師，課堂上我們?nèi)缱猴L。
特殊的年代，非常規(guī)的辦學，客觀上徹底改變了我們當?shù)氐霓k學環(huán)境，我們這些因“文革”長期游蕩在校外的“失學”少年，終于獲得了來自不易的上學機會，重又跨進了校門，老百姓、尤其是學生的家長無不拍手稱快！
初中兩年是我們回歸校園、充滿幸福感的兩年。
初一下學期快放假時，一件讓人興奮的事在學校傳開了：考慮到有些同學，從1966年小學畢業(yè)到現(xiàn)在，3年多了，上了初中又“復課鬧革命”回到小學，兩年多的時間被耽擱了，應該盡可能地追回被耽誤的時間，讓他們提前一年畢業(yè)。學校遴選出10個同學，創(chuàng)建了“小班”。
“小班”的教學環(huán)境和條件，委實讓人羨慕，10個人的小教室。單人獨坐的小方桌、小方凳，今天看起來或許很平常，但是，那時候我們當?shù)氐膶W校常見的是三四個人擠坐在一起的長條桌、長條凳，這種嶄新的方桌方凳配得這么整齊、大氣，第一次見到。任課老師個頂個地棒，蕪湖市著名的高三把關(guān)教師任老師是我們的班主任。我們感到無比自豪！
我們終于提前一年畢業(yè)了。我們是這個“鄉(xiāng)村城市中學”的第一屆畢業(yè)生。有了這個“小班”，在當時的條件下，老師們的苦心，為我們奪回了整整一年時間！其意義是不能單純用時間來衡量的。
1971年底，初中畢業(yè)了，我們被分配到廣德縣流洞高級中學。離家比較遠。
因為流洞中學是一所新創(chuàng)辦的學校，一切均在草創(chuàng)中，校長由安徽省財政廳下放干部郭堅處長擔任。學校的辦學條件比較差，我們的寢室是毗鄰公路一幢不知過去做什么用的大房間，稻草屋頂，環(huán)境嘈雜，塵土飛揚。天氣變化刮大風的時候，屋頂上會偶爾掀掉一片草，雨水就會造訪我們。
我們班30多位男同學都住在一起。床是用毛竹制作的竹榻，兩人共同睡一張床。
1968年的夏天，我們上“八年級”，莫名其妙地填表被分配到廣德縣橫山中學。
高中畢業(yè)，原本我是打算回家好好地參加生產(chǎn)隊勞動，爭取上大學繼續(xù)深造。
上高中之前，因文革而停止的大學招生，在1970年又重新開始，和傳統(tǒng)的招生不同，實行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lǐng)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jié)合，畢業(yè)分配實行“社來社去”。人們習慣于把這些從工農(nóng)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nóng)兵大學生”或“工農(nóng)兵學員”。
選拔與推薦，所有的程序必須在戶籍所在地進行，所以，我必須回到東亭老家。后來的事實證明，我的這種美好的愿望只是一廂情愿罷了。
正當我整理行裝準備回家的時候，校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大意是：目前學校在發(fā)展中，下學期準備擴大招生，擴招以后，教師就顯得緊張，準備從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和社會知識青年當中聘請一部分代課教師。我明確表示我要回去，回原地參加勞動，將來有機會我還是想上大學。校長肯定了我的想法，現(xiàn)在是在戶籍所在地推薦，將來保不準工作單位可以推薦。最后說服了我，留校擔任代課教師。
做了兩年的語文代課教師。有一天徐校長找到我，說是已經(jīng)得到確切消息，今后的大學招生只能在戶籍所在地推薦，君子協(xié)定，踐行諾言。
我回到東亭，在田間勞動了一段時間，又在大隊小學“戴帽子初中”做起了“民辦教師”，一直到高考恢復。
03
為了自己的大學夢，回到老家東亭老街，以一個“回鄉(xiāng)知青”的身份，做起了民辦教師，是1972年底。
第二年，妹妹也從安徽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十八團的高中畢業(yè)回來了，加上1968年從廣德中學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的大哥，我們兄妹三人有了一個共同的身份——回鄉(xiāng)知青。
事實教育了我，“回鄉(xiāng)知青”如果沒有一定的背景和靠山，當時的招生政策，要成為“工農(nóng)兵學員”是不現(xiàn)實的。
我不甘心就這樣下去，從小立志讀書的信念在激勵著我，更重要的是許多小學、中學的老師都在道義上鼓勵我，尤其“皖大附中”的老師，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啟發(fā)我——社會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少不了文化的傳承，而文化的傳承，離不開教育，人類社會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聽了老師的話，心里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人的一生“僅僅活著是不夠的，還需要有陽光、自由，和一點花的芬芳”。
1975年冬春之交，在“安徽省基本路線教育”活動中，作為回鄉(xiāng)知青和民辦教師，我響應號召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做出了一點成績。共青團廣德縣委推薦我出席共青團蕪湖地區(qū)第4次代表大會。會議的間隙，我拜訪了老師。此時，“皖大附中”已改名為“安徽師范大學附屬中學”，老師們工作也多有變動——梁老師到蕪湖一中擔任教學校長，翁老師調(diào)任安徽師范大學體育系主任，等等。
光陰荏苒。鄧小平同志順應民意，力挽狂瀾、撥亂反正，高校恢復招生。1977年底，高校終于恢復正常招生。
“附中”的老師們，在得知了有關(guān)高考的信息之后，馬上紛紛托人帶信告訴我，翁老師還寫了長長的一封信，把他們學校即將招生的一些具體安排也告訴了我。
盡管我渴望這樣的招生，但對高考又心存顧慮。因為我家里的一些實際問題——父親曾被造反派定性為莫須有的“反動組織”；曾在上海上大學、父親的表弟解放前夕去了臺灣。經(jīng)過10年文革的發(fā)酵，這兩件事總是有人借機說起，這兩種罪名中的任何一個，就可以宣判一個要求進步的子女“政治上的死刑”，我心里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我知道了高考的消息，雖然也激動過，也有過今夜無眠的幻想，但很快又歸于平靜，總不能集中復習迎考的精力，盡管也在做一些迎考的復習準備，根本就無法進入狀態(tài)。
白天根本不可能有看書復習的時間。幾個月過去了，在還沒有全部搞清楚考試范圍的情況下，倉促走進了考場，考試結(jié)果可想而知，第一批錄取無望，擴招后錄取到一個師范?？茖W校。那時不懂，我覺得大學就是大學，?？剖遣荒芩闶谴髮W的，所以，我固執(zhí)地拒絕到師專上學，連錄取通知都沒有去拿。
04
1977年高考過后，我消沉了一段時間。一位出身、經(jīng)歷、處境和我差不多的高中同學，最終錄取到安徽師范大學物理系所經(jīng)歷的種種阻撓，給我以巨大的打擊，更加無望、無助，幾乎失去了起碼的自信。
很快，蕪湖的老師們紛紛寫信、捎信給我，問起了我的高考。
知道情況以后，翁老師借出差之便繞道廣德，在縣委招待所和我徹夜長談，鼓勵我振作起來。為了我的高考，翁老師還去了我家，通過父母了解情況。
知道了我思想上的包袱，翁老師告訴我，就是政審這一關(guān)也出現(xiàn)了很大的松動。今年的招生，一些省份已經(jīng)明確地淡化了解放以來政治審查，安徽師范大學今年也錄取了多名在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中成績優(yōu)異，卻因家庭出身問題名落孫山“老三屆”的尖子學生。
這樣就從根本上打消了我的顧慮，送走了翁老師，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緒，做好了新一輪復習迎考的準備。
翁老師在招待所和我談心的時候，我曾流露出了自己在去年復習時比較突出的困難有兩個：一個是考試數(shù)學時試題大多不會做；另一個是，文科考地理，可是地理教科書，我們從小學到高中連見都沒有見過。
一天，我收到一個包裹，拆開一看，引人注目的書名躍入眼簾：《1950—1965全國高考數(shù)學習題詳解》。這是一本油印的復習資料，印刷、裝訂都很粗糙。撥亂反正，百廢待興，復習資料奇缺，特別是我們這樣的鄉(xiāng)下。看了里面的信，才知道，這本書是戴長天老師寄來的。他說：聽了翁伊祥老師的介紹，知道你高考數(shù)學有一定的困難，當年在校學習的時候，特殊的時代背景，數(shù)學就學得不夠扎實，加上高中畢業(yè)后，這么多年數(shù)學又被扔到一邊，短時間要有根本的改觀，是很困難的。一個過去的學生，七七年高考中用過這本復習資料，他和你是一屆的，經(jīng)歷也差不多，據(jù)他說這本資料還管用。就看看書里的解題思路吧。并勉勵我努力學習，爭取上大學。
又過了幾天，我又收到一個卷成圓筒的郵件，一看外面的字跡就知道是翁老師寄來的。打開，里面是用幾種不同的紙張和幾種不同顏色的墨水抄寫的地理高考復習資料。還有一封信，翁老師在信中告訴我：他也找不到地理教科書，只得借別人的抄，怕時間來不及影響到我復習考試，就讓師母吳老師和兒子喬喬一起幫著抄。
我被深深地打動了，捧著“手抄本”一邊翻看，一邊心中暗暗發(fā)誓，絕不辜負老師的殷切期望！
1978年7月，我滿懷信心地走進考場。
考數(shù)學的時候，我沉著答題，感覺比上一次輕松多了。復習時把戴老師寄來的解放后16年高考試題匯編認真做了，也認真思考了做題的思路，解題能力明顯提高，數(shù)學極差的我竟然考了59.5分，分數(shù)是不高，但是上大學以后了解到，我們中文系的學生數(shù)學成績個位數(shù)大有人在。
考地理的時候真是多虧了翁老師的“手抄本”。記得有一個分值為5分名詞解釋——信風，要不是有了翁老師一家抄寫的地理教科書，我肯定連“信風”是什么都不知道。
語文是我的強項，考了85.5分，滿分120分。在師大的當代文學課上，一次課間休息和老師閑聊，聽系里一個老師說，我的語文單科進入全省前50名。
暑假結(jié)束的時候我收到了錄取通知，10月2日，我負笈江城蕪湖，開始了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4年的學習生活。
春華秋實，高考的追求，是我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堅定信仰。
剛剛恢復高考，關(guān)閉了10年的大學招生的大門一經(jīng)打開，積累了10年的考生流，滾滾而來，洶涌澎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擁擠，亙古未見，現(xiàn)在想起來，依然感觸良多，好像就在昨天。
神州大地上，大江南北，長城內(nèi)外，在恢復高考的春風吹拂下，多少人沉睡了多年的考大學、上大學的心愿蘇醒了，考生中“夫妻攜手”“父子同年”時有所聞。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在我們東亭公社，躍躍欲試，必欲擊水高考這驚濤駭浪潮頭的考試大軍，大體由三個方面軍構(gòu)成——
首先，自1969年來到這里的知識青年100多人。
其次，像我兄妹三人“回鄉(xiāng)知青”的身份，這一類人中有一批人比較厲害，“老三屆”——文革前高中畢業(yè)生，雖然他們不是隨著“知青洪流”來的，在當?shù)刎撚惺⒚?，特別是他們文革前中學書讀得好。
再次，1976年金秋10月，百廢待興，學校的教育形勢已有了根本的改變，應屆畢業(yè)生生逢其時，在高考的大軍里他們是一支朝氣蓬勃的生力軍。
高考的路擁擠不堪，高考競爭的激烈前所未有！
幸運的是我闖關(guān)成功，知識改變了命運，書寫了另一種未來。人的一生當然不是高考這“自古華山一條路”，但是，恢復高考那如同千斤重擔沉重地壓在心上、卻又充滿著火熱激情的日子，至今想起來還讓人“欲說還休”。
那些當年和我們一起奮戰(zhàn)高考的戰(zhàn)友們，一起復習，一起交換資料，絕大部分名落孫山。1977、1978兩年，全公社走過高考、上大學深造的人鳳毛麟角。
附記
我大學畢業(yè)了。走出校門，從事教學、教研幾十年，踏實地付出，工作中取得的成績，還算差強人意——
1982年7月大學畢業(yè)，從事高中語文教學，“三尺講臺，四季耕耘”，奉獻了才華——1998年底被安徽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級教師”稱號。
2003年7月，被選調(diào)到市教育局從事教育科研，擔任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小學教學研究室主任，在新的崗位做出了新的貢獻。
教育教學研究中理論上的收獲，500多萬字的作品變成了鉛字，2014年底由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參編國家和省市教材多部。
在全國、省市中小學教育科研中，有多項教育科研課題獲獎。
所有這一切，都和自己在大學接受四年比較系統(tǒng)的專業(yè)教育分不開的，追根溯源，在高考。
2014年當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退休在家，晨昏風雨，靜坐桌前，“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蹉跎的光陰里，千回百轉(zhuǎn)，總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高考，我首先想到的是50年前東亭老街山崗上的鄉(xiāng)村初中——那早已不復存在的簡陋教室，那些把我領(lǐng)進知識殿堂，鼓勵我高考、幫助我走出低谷的老師們——完全融進了我改變命運的高考中。
我忘不掉的是——
1969年隆冬的一天，鵝毛大雪紛紛揚揚地下了兩天兩夜。我們家后門外東亭湖湖面上雪花越積越厚，清澈的湖水積聚了厚厚的白雪，變得渾黃；湖北面的漫山遍野，被這白茫茫大雪覆蓋得嚴嚴實實。公社所在地的山崗上，有一組“日”字形建筑露出了清晰的輪廓。這就是開學第一天的“東亭初級中學”。
15歲的我，起了個大早。踏著厚厚的積雪，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學校?！叭铡弊中沃虚g那一橫的中間，有一個連接教學區(qū)和生活區(qū)寬闊的過道，擺著一張辦公桌，辦公桌的邊上斜靠著一塊木板，上面一張紅紙上三個遒勁的顏體大字——報名處。
時間還早，校園里一片寂靜。一位老師模樣的人在桌邊清掃積雪，簡單交談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皖大附中”下遷東亭、教語文的任老師。只是當時不知道，若干年后的高考，任老師和“附中”老師們，引導著我、陪伴著我走過曲折的“高考之路”。
開學報名第一天的記憶，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見到你，我覺得多少適應了這個世界?！薄迳洗簶?。就我個人經(jīng)歷而言，沒有老師就沒有我的高考，沒有高考就沒有我的今天。
高考的起點，就是我人生的起點，也是我永恒的記憶。
（作者系廣德人，淮南市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