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華
微信版第1505期
中國古代教育，用時下的概念表述同樣有官學和私學之分。國家層面官學最高學府是太學、國子監(jiān)，到縣級層面就是縣學；私學的形式是書院和私塾。
縣學、私塾職分明
旌德縣學始于北宋崇寧元年（1102），由縣令嚴適奉詔創(chuàng)建，地址在縣治尉廨間，屬官辦儒學，宣和三年（1122）為方臘起義軍所毀。紹興十三年（1143），縣令趙伯杰在原址東10步重新擴建，左邊為孔廟，右邊為學宮講堂，共有房屋58間。此后屢經改建、重修。乾道二年（1166），縣令齊慶胄將講堂題名為“言仁堂”，嘉定十五年（1222），縣令方俌將其改名“明倫堂”。明萬歷三年（1575），知縣秦文捷又將縣學東移二十步重建，并改成文廟在前，明倫堂在后，東西兩廂建廊廡、齋房的布局，共有房屋50余間，直到萬歷七年整個工程才完工。
明代旌德縣學設教諭1名，訓導2名，司吏1名，還有齋伕、膳伕、門子、庫子23名。學員分廩膳生員（官費入學，并享受膳食銀）、增廣生員（官費，不享受膳食銀）、附學生員（自費）三等。萬歷二十六年（1598）有廩生20人，增生20人，附生151人，置有學田78.5畝。同時，除縣學外，縣城還有社學4所：城東招坊2所，城中察院旁1所，北門外1所。
清順治時，朝廷根據各州縣人口數，將縣學分大、中、小三等，旌德為“中學”。雍正二年（1724）改升“大學”。每逢歲試、科試，各取廩生20名?？h學以禮、樂、射、御（馭）、書、數等“六藝”為教育內容，由教諭、訓導任教。乾隆二年（1737）知縣紀咸在徽寧兵備道駐旌德舊址（今旌陽一?。案牧x學名旌陽書院”（清乾隆《旌德縣志》），后因經費缺乏，書院蕭條。道光十六年（1836）邑紳朱淋捐資重修旌陽書院，后改鳧山書院，仍屬官辦縣學。光緒三十二年（1906）知縣沈祖懋、邑紳江志伊等改鳧山書院為官立旌陽高等小學堂。
古時，兒童啟蒙多賴私塾蒙館，由富戶延聘塾師設館招生，有的大族設公產學田合辦義塾，免費課徒。私塾無固定學額，一般有幾個或十幾個學童，不分班級，個別授課，先背誦，后開講，循序教學《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幼學瓊林》《龍文鞭影》和《四書》《五經》等教材。旌德從民國開始廢塾興校。
名門望族書屋盛
書院起源于唐代，興于兩宋。唐代書院乃官學系統(tǒng)的一部分，或跟佛教寺院關系密切。北宋建立后，天下初定，百廢待興，而漢唐時代的門閥士族又在長年戰(zhàn)亂中瓦解消亡，于是新成長起來的平民士紳群體負擔起了重振學術、重建文脈的責任。民間書院也就在北宋迅速發(fā)展，有學者估計，北宋有書院一百所上下，超過唐至五代書院之總和。其中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龍門書院、徂徠書院被譽為北宋“八大書院”。
南宋的書院更是空前繁榮，根據研究中國書院史的鄧洪波先生統(tǒng)計，在兩宋七百多所書院中，民辦書院占八成以上。這與南宋理學家的推動作用密不可分，理學宗師朱熹一生創(chuàng)建書院四所，修復書院三所，到過四十七所書院讀書、講學。經過一批理學先賢的苦心經營，南宋書院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制度：以學術研究及講學為核心功能，以學田為獨立財政保障，以山長為書院領袖，以學規(guī)為書院章程。獨立于官學體系之外，自主辦學，自由講學。
根據典籍記載，西晉永嘉之亂、唐末黃巢起義、靖康宋室南渡三個動蕩的歷史時期，中原衣冠望族南遷旌德，他們無不重仕宦、重門第、重世系、重名分。遷移的同時，他們將中原發(fā)達的宗族制度、先進的思想觀念、社會習俗與傳統(tǒng)文化帶到了相對落后的旌德。作為傳統(tǒng)中華文化正脈的中原文化在旌德落地生根，并與當地山越文化碰撞、浸滲、糅合，衍生出新的地方文化。期間，南遷大族的宗法意識、光宗耀祖的思想觀念也得到了傳承，即使在過了數百年后的明清時期這種影響依然極其濃厚。
值得慶幸的是，盡管曾經屢次遭受戰(zhàn)爭的沉重打擊，但唐宋時代興起的科舉制度卻給保有良好文化傳統(tǒng)、昔日曾一度輝煌的中原大族以新的崛起機會?！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成為現(xiàn)實生活中的常態(tài)，誘使著旌德子弟走上讀書備考之路，使讀書應試成為旌德社會普遍盛行的風氣。在以讀書為至上、以科舉為目標、積極向學的社會風氣熏染下，旌德社會形成了“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壯觀場面，數量眾多的旌德士子紛紛醉心于場屋，馳騖于科場。旌德社會一改往昔的素樸，日益趨于文雅，在宋代出現(xiàn)了人文郁起的文化景觀。
新建村為汪姓聚居之地，崇文重教，子弟中出進士26名。宋天禧五年（1021），汪文諒不受皇帝賞金，要求換賜經書，以“教吾子孫，使之明習詩書禮樂”，并建義學于東山，延名士教子孫，以至“四方英才皆來受教”。此后，一些大族文會也“由眾捐銀，生息置產，聚一族之生童而課之。”明代監(jiān)生姚天澤等建“大學書院”，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改名“儲英書院”。玉溪河畔，孫村橋東，清代建有會文之所鴻文閣。東固村首，道光年間建有研說書屋。旌德西關《汪氏宗譜》云：“新建一地，宋時登甲第者十七人，膺鄉(xiāng)舉者二十三人”。其《告同宗啟》中又說：“禮延大儒安定胡公（北宋學者胡瑗）建義學，……登顯仕者七十余人，簪笏半朝，詔與‘江南第一家’”。
咸豐、同治年間，清軍與太平軍在旌德爭戰(zhàn)多年，書院、書屋屢遭兵燹，蕩然無存。同治以后，漸趨穩(wěn)定，書院、書屋、文會恢復至百余處。
《旌德呂氏續(xù)印宗譜·廟首世居圖》中，自北而西，自南而東，標注有這樣一些書屋學館：會文所、文昌閣、松林書屋、白山書屋、承槐書屋、涇南書屋、謨觴山館、環(huán)翠書屋、琢玉山房、英萃堂、三亦書屋、園林書齋、御書樓、閱古堂等15處。監(jiān)生呂瑞（字若思），“筑白山精舍延師課士，又建蓬山書屋為合族會文所，勸學育才”。呂運泳“嘗創(chuàng)建文昌樓，置田產，以贊成文會。又建英萃堂，延名宿儲六雅，講學授經，作興文士”。候補州同呂錦（字韻清）“嘗與兄銓、韶、鎧筑東山別墅，勸興后學。族修祠宇、立文會，皆倡輸重貲。”呂積徽“著有《懷德堂稿》，為儲太史所賞，嘗鳩族捐貲創(chuàng)興遜敏文社，愛察山及上涇橋之勝，欲購家塾以課兒孫。今志所載鋤經、涇南二書屋是也。”例貢生呂興閎“生計稍裕，即營家廟，構鄉(xiāng)塾，置祀田、學田”。例貢生呂德性“以早失親，諸弟幼弱，迫家計，牽車廬江。稍有余積，則于族贊成文社，助祟災荒”。貢生呂又旦（字子英），“興立文社，倡修學校。乾隆三十三年邑侯張舉，并給匾曰：德音孔昭”。呂云衢“于村后建琢玉山房，設學田，延名師，課子侄”。呂鋒初“筑慈暉軒書室，起培英文會，廣置學田。”呂炎暉“嘗于宅旁建書齋勸學，倡置郡中別墅，并捐金助給考資”。附貢授州同呂祥輝“筑三亦書屋，延師課孫。”重教助學的呂氏先賢在舊志中不勝枚舉。
呂氏一門，因為有眾多的重教義舉。用今天的話說，清初以來，廟首呂氏子孫家家戶戶都住在最好的學區(qū)房里，耳濡目染四書五經琴棋書畫。呂氏一族，出23名進士的奧秘就在這里。
江村江氏家族明清時期建書屋，興文會之風盛行。書舍大都建于山麓，四處無人居住，環(huán)境清雅。有梅杏居、桐竹居、松筠書屋、鰲峰書屋、雙鳳書屋、梅塢、西麓、雪堂、傳恭堂等29個。書屋規(guī)模大小不一，桐竹居鼎盛時“從游者眾，齋舍六十余間，至不能容。因材施教，使人人自奮于學，往往遙從附課，其高材生居于后樓，多掇科第”（《濟陽江氏金鰲派宗譜·旌川雜志》）。
江村書舍、書屋多為私人創(chuàng)辦。捐助辦學，在江氏被視為一大善舉。江希曾在《旌川雜志》上說：
吾族有三善舉：曰文會，曰積谷，曰義冢。文會之起，由眾捐銀，生息置產，聚一族之生童而課之。
說到捐文會，不能不提一位商人婦。這位婦女的丈夫在六安經商，募捐者經過她家門口，相互商量說，文會與祭祀不同，只要是同宗不分在什么地方，都要勸捐。那位商人婦聽明來意，說：我丈夫在外，一時難通信函，承蒙你們看得起。于是摘下頭發(fā)上的金簪給募捐者，說：就用這個簪子給文會備些茶水吧。從這樣的義納之舉，完全可以推測出當時文會的捐募是深得族人之心的。
江村書舍、書屋所聘山長，都是聲望極著的飽學之士。正所謂“重詩書，勤課誦，多延名師以訓子弟”。書屋、書院以研習儒家經籍為主，間亦議論時政，采用個別鉆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合的教育方法。洪亮吉、包世臣等都曾到江村講過學。
江村書屋之盛有詩為證：
江村何以名？知有文通宅。
夜半書屋中，筆花宛如昔。
江村屋數間，依稀楊子宅。
文光夜燭天，中有著書客。
江村書舍、書屋所處環(huán)境雅靜，雖然構造精粗不等，但好學的風氣、苦讀的精神一致，一派以讀為樂、以儒為高的氣象。江氏宗譜中梅泉山人甘惠的《鐘山精舍記》及包世臣的《汲古山房記》都對書屋的幽雅極盡溢美之詞，特別是包世臣筆下的書屋更是讓人心羨。
清道光四年（1824）包世臣書《汲古山房記》碑
村后之鳳臺山腰，建汲古山房。門瞰鰲溪，后聳重閣，奉文奎二神。面閣環(huán)戲樓以妥神復廊閣道達于講堂。其墀有池，冬夏不竭，石峰嶙峋矗其中，人物惟肖。東屋三楹，庖湢備具。又東為雜蒔花果，園后屋亦三楹，莫不雕榱刻桷，窮百物之情態(tài)。重閣中層貯經籍數十百種，多善本。
書屋、書舍對于一個家族的興旺發(fā)達來說，充滿著無限的希望。毫無疑問，這個家族受教育于書屋、書舍中的子孫，肩負著家族振興的重任。
“家之興，由于子弟賢”。江村江氏在子孫還沒有正式學習“四書五經”前，就為孩子們安排了一套啟蒙教材，它的名字叫《江氏蒙規(guī)》?！督厦梢?guī)》認為：
蒙以養(yǎng)心為本，心正，則耳目聰明，故能正其心。雖愚必明，雖塞必聰；不能正其心，雖明必愚，雖聰必塞。正心之極，聰明自辟。士而賢，賢而圣，雖下愚亦可為善士。
蒙規(guī)對孝親、弟長、尊師、敬友、誦讀、字畫、詠歌、習禮等訂了詳細的規(guī)范，修得那樣的規(guī)矩，“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對一個人來說是可以終身受益的。
一個秀才、一個舉子的出現(xiàn)，背后都有許多人做出了努力。當然，科舉入仕之后他自然得背負著族人的希望，從此對這個家族的照顧有著永遠推卸不了的責任。當時，一個農民家庭如果企圖生活穩(wěn)定并且獲得社會聲望，惟一的出路就是讀書做官。然而這條道路漫長修遠，很難由一個人或一代人努力就能達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內創(chuàng)業(yè)的祖先不斷地勞作，自奉儉約，積銖累寸，首先鞏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權，然后獲得別人耕地的抵押權，由此而逐步上升為地主。這一過程，常常需要幾代的時間。經濟條件初步具備，子孫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這其中母親和妻子的自我犧牲，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來，考場內的筆墨，可以使一代清貧者立即成為顯達，其實幕后的慘淡經營則歷時已久。這種經過多年的奮斗而取得的榮譽，接受者只能是一個人或至多幾個人，但其基礎則為全體家庭。因此，榮譽的獲得者必須對家庭負有道義上的全部責任，保持休戚與共的集體觀念。
這種集體觀念還不只限于一個小家庭的范圍。一個人讀書中舉之后成為官員，如果認識到他的成功和幾代祖先息息相關，他就不能對家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完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后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系被抽象而升華為道德。這種滲入在經濟與社會背景中的教育，每一個人都逃脫不了。讓子孫們具備了這樣一種道德之后，我們就不難理解一個家族是如何修祠堂、辦祭祀、建水口等公益事業(yè)了。道德是一種文化力量，它擔負了凝聚一族之力的大任。
清末廢科舉，書屋為族學取代，書院大多改為學堂。江村最早的學校辦于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江志伊以金陵試館房租及江姓文會田租為常年經費，在村中創(chuàng)辦了公立養(yǎng)正初等學堂及育英女子學堂，主講均是名流，求學的日多，經有司考績，謂為皖南鄉(xiāng)學冠。江村小學自創(chuàng)始到新中國成立初，歷任校長均由江姓擔任，教師也出自江家一門，罕見外姓。所有人事調配經費使用，官府不得插手。這種狀況，足以看出江姓族望勢強，財力雄厚，人文薈萃。全縣無一家可與之敵。
江村龍山書屋匾額
縱觀江村書屋、書舍歷史，最為后人傳為美談的要屬“江村書屋”，因為那里曾有個名噪江南的江村圖書館。宣統(tǒng)末年，翰林院庶吉士江志伊從貴州卸任返鄉(xiāng)，任養(yǎng)正學堂校長，目睹學校缺書，影響教學，獻出珍藏的經、史、子、集，翰林江希曾捐一部分，名士鄉(xiāng)紳捐一部分，集中存放于一處，便成為初具規(guī)模的圖書館。民國初年，安徽省代省長、江村人江漢珊回鄉(xiāng)省親，與村人談及圖書館，了解到館內藏書很少的情況，當即表示愿意盡力。江漢珊回省城后，就派人到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購買了《四庫全書》《萬有文庫》《四部備要》《二十四史》等幾萬冊圖書相贈，豐富了館藏。嗣后，江村成立了文會。文會又陸續(xù)購買了一批圖書刊物。為管理好館藏圖書，文會將圖書館從養(yǎng)正學堂分出，并成立了理事會，確定專人負責管理圖書。圖書管理員的報酬，由文會每年拔給稻子2400斤。
圖書館分藏書室和閱覽室，共有書架200多個，書櫥36頂。閱覽室桌椅一應俱全。每年霉季管理員都將圖書翻曬一次。不論是本村人還是外地人，都可以來這里借閱，旌德的不少名流學者及抗戰(zhàn)時的六縣聯(lián)中學子均從中受益。
（作者系旌德縣政協(xié)文化文史和學習委主任、宣城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