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理
微信版第1344期
江澤涵院士（1902.10.6—1994.3.29），安徽省旌德縣人。北京大學數(shù)學系與數(shù)學研究所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杰出的數(shù)學家和教育家、中國拓撲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中國數(shù)學會創(chuàng)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國數(shù)學會副理事長，1983年任中國數(shù)學會名譽理事長。
江澤涵三次回家鄉(xiāng)江村
江澤涵的家鄉(xiāng)旌德縣江村是一座建村歷史達1300余年的古老村莊。它南靠黃山東麓，緊鄰徽州，地處徽文化的核心區(qū)。村莊四面青山，山上樹木郁郁蔥蔥。兩溪環(huán)村，溪水清澈見底。村口有一個由江氏族人人工挖掘而成的面積達幾十畝的人工湖——聚秀湖。獅山、象山矗立在聚秀湖的南、北面，形成了“江村八景”之一的“獅象把門”。村莊正東面，金鰲山傲然屹立，主峰如鶴立雞群般在群峰中一峰獨聳，居高臨下，傲視一覽眾小山峰，遠眺黃山天都峰。主峰兩側的群峰層次分明，均勻對稱，金鰲山山體渾厚飽滿，雄偉壯觀。
南北朝文學家、宣城太守江淹五世孫江韶遍游皖南山水時發(fā)現(xiàn)黃山東脈金鰲山下是一塊風水寶地，就此在金鰲山下定居，形成了濟陽江氏金鰲派。經過千余年的繁衍和發(fā)展，明清時期，濟陽江氏金鰲派家族進入鼎盛時期，據《濟陽江氏金鰲派宗譜》記載“咸豐初，男女八萬口，官、商在外者不與”。村內祠堂遍布，牌坊林立，明清時期所建的老宅鱗次櫛比，長達十幾公里的石板路縱橫交錯。
江氏族人因仕因賈發(fā)達以后，紛紛回家鄉(xiāng)投資興業(yè)，辦學興教。清咸豐年間，江村建有江村書屋、桐竹居、松筠書屋、鰲峰書屋、傳泰堂……等29間書舍。明清兩朝，從江村走出的進士就有11名。明代父子進士江漢、江文敏，清代同科進士江希曾、江聯(lián)蓉都是江氏家族耕讀傳家遺風中的美談?？谷諔?zhàn)爭時期，安徽省立寧屬六縣聯(lián)立中學遷往江村，吸引了淪陷區(qū)大批學子前來求學，抗戰(zhàn)八年，從該校畢業(yè)的學生達8000人之多。1938年8月，江澤涵回江村時，曾經為該校學生舉辦過數(shù)學專題講座。
江澤涵晚年在回憶錄里寫到自己的家鄉(xiāng)、童年：“我在桌前讀書時，推窗望出去，就是秀逸的青山，山巒青翠。長日里我對著書，山對著我?！L成時立志讀書報國，但眼前仍能浮現(xiàn)出那片青山，從我窗口看出去的那片青山?！苯瓭珊詮那嗄炅魧W美國時立志“期以五十年，一定要使中國也躋身于國際現(xiàn)代數(shù)學之林”，就把自己的畢生心血奉獻給了祖國的數(shù)學事業(yè)，家鄉(xiāng)江村、家鄉(xiāng)的青山只能成為腦海里永恒的眷念。在以后很長的歲月里，他總共只在1927年參加出國留學考試后、“七七”事變后、和1979年9月三次回到家鄉(xiāng)，再臨童年記憶里的青山，了卻心中永駐的揮之不去的思鄉(xiāng)之情。
1927年清華大學向社會宣布該年留美?？粕妓陀媱?，總共四名。英文兩名，數(shù)學、化學各一名。江澤涵以南開大學數(shù)學系畢業(yè)生資格報名參加考試。當年考試的考場設在上海交通大學，考務工作由清華大學派人主持，時間在暑假初。全國各地的應試學生云集至此，角逐寥寥四個名額，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江澤涵參加考試結束以后，從上海回到家鄉(xiāng)江村，利用這難得的空閑時間與父母、家人團聚，走親訪友。不久，清華大學在上海的報紙上公布考試結果，江澤涵名字赫然名列榜上，胡適先生當時正在上海，他在第一時間里用最快的途徑把這一天大的好消息傳至江村。消息傳開，親友們紛紛上門祝賀，一時家中熙熙攘攘，熱鬧非凡，一位老學究對著鄉(xiāng)親們大聲贊揚“這要還是在清朝，就是高中狀元了”。南開大學向江澤涵郵發(fā)了捷報，表示祝賀。今天我們走進旌德縣江村“江澤涵故居”，在房屋上堂的屏風門板的右上角，依稀可見當年所貼捷報的遺跡，“捷報”“轉咨留學”字樣至今清晰可見，是一份寶貴的歷史見證。
江澤涵夫婦（攝于1982年10月）
“七七”事變后，江澤涵一家匆忙逃離北平，一路輾轉，在中秋節(jié)之前，回到家鄉(xiāng)江村，與父母、姐妹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十分難得的中秋團圓節(jié)。這是江澤涵1927年回江村小住、時隔十年后第一次攜全家回到家鄉(xiāng)江村。原打算為了躲避戰(zhàn)火在家鄉(xiāng)江村多住一段時間。隨身攜帶的兩部拓撲學專著，可以在尚未受到戰(zhàn)火紛擾的、寧靜的鄉(xiāng)村繼續(xù)潛心研究拓撲學。9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聘請江澤涵為臨時大學算學系教授會主席。10月，江澤涵奉召赴任，只得把長子、三子留在江村，托付給父母和姐姐照料，攜夫人、次子匆忙趕赴長沙，11月1日開始授課。
不久，武漢淪陷，長沙受到威脅，他們又隨學校于1938年春節(jié)期間一起南下，經廣州、香港，而后乘船赴越南海防，再乘火車抵達昆明。4月，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成立，仍聘請江澤涵為算學系教授會主席（次年6月改稱系主任），5月，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恢復教學秩序，正常上課，江澤涵全身心地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恢復教學秩序工作中。暑假后，才又趕回江村接長子、次子回到昆明。1938年底，父親去世。時隔兩年后，母親又離世。昆明與江村山高路遠，此時的祖國大地上又是戰(zhàn)火紛飛，交通斷阻，江澤涵只能是強忍內心的悲痛，委托姐姐料理二老后事，自己化悲痛為力量，繼續(xù)努力工作。
1979年9月，全國第一次拓撲學學術會議在蕪湖市安徽師范大學召開，江澤涵親自出席并主持會議開幕式。其后，赴旌德縣參加安徽省數(shù)學會1979年年會。在旌德期間，江澤涵與旌德縣領導進行了親切地會見，聽取了縣領導對家鄉(xiāng)情況的匯報。其后，與“人民數(shù)學家”吳文俊等參加旌德縣“數(shù)學家與我縣三好學生代表座談會”、與旌德中學教師合影留念。15日，在旌德縣有關部門人員的陪同下，與夫人一同驅車馳往江村。一路上江澤涵默默無語，兩眼濕潤，看似平靜的表面難掩內心的激動之情，這是他1938年離鄉(xiāng)返滇41年后、新中國成立整30年后再回故鄉(xiāng)。
江澤涵在旌德縣參加三好生代表座談會（攝于1979年9月，左手邊是吳文?。?/p>
到達江村故居，姐姐早已在家中等待，一見面，兩位八旬老人緊緊拉住雙手，熱淚盈眶，久久說不出話來。中午，江澤涵在故居姐姐家中，與親戚等共進午餐。飯前他反復打招呼“吃飯要簡單，不要浪費”。飯間，他不停地問“這是誰？是哪家的？”下午，江澤涵夫婦與家人合影留念，攝影師安排他坐在中間位置，江澤涵讓姐姐坐在中間，一再說“姐姐最辛苦”，江澤涵與夫人分左右擁簇著姐姐與親戚合影。16日，江澤涵在家人的陪同下，在村里瀏覽，追尋童年往事。一路上，他踏訪了祖居老宅“悅心堂”、江氏宗祠、江村老街、江村小學、孝友堂等。孝友堂（又叫孝子祠）前，他駐步停留，兩年前的一樁往事引起了他的回憶。
1977年，江村的一位老中醫(yī)寫信給江澤涵，反映當時作為村大隊部的孝友堂要拆除另建。老中醫(yī)認為，孝友堂是一幢明代建筑，具歷史文物意義，應該保存保護。江澤涵認為老中醫(yī)的意見是對的，親筆致信一封給當時的旌德縣長。在縣長的干預下，這幢明代建筑得以保留至今。現(xiàn)已成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7日上午，江澤涵離開江村。分別時，他再次拉住姐姐的手，聲音哽咽，對姐姐說“我要走了”。
我與舅公江澤涵的二三事
江澤涵是我國早期留學美國、接受西方現(xiàn)代教育、在國外獲得博士學位后歸國的科學大家之一。但他從小生活在中國的鄉(xiāng)村，父親常年在外經商，童年時期是在大他兩歲的姐姐、大他整一屬的堂姐江冬秀的陪伴呵護下、在母親的辛勤培育下長大的。童年時期的私塾啟蒙，鄉(xiāng)村里的耳濡目染，使得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神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正如他晚年的回憶中所說：“我入學自經書開始，佐以閑書小說，后來讀科學書，我生活在地方、風氣、民俗之中，這一切匯成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我深深的愛這一切……”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自從江澤涵青年時立志科學救國，而后專攻數(shù)學，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祖國的數(shù)學發(fā)展事業(yè)，難得有時間陪伴父母，侍奉雙親。烽火連天的抗日戰(zhàn)爭時期里，父母先后離世，而他遠在昆明，沒有辦法趕回家鄉(xiāng)為二老送終。他在內心里總是常存內疚，認為自己是家庭中的唯一男孩，沒有盡到一個兒子應盡的孝敬義務，而這一切都是姐姐替代他盡職完成的。他經常說“姐姐太辛苦了”，在以后的歲月里，江澤涵給予姐姐一家以極大的關心和照顧。
江澤涵的姐姐是我的祖母，我父親是江澤涵的親外甥，我們這一輩稱江澤涵為舅公。我的父親是祖母的唯一子女，年輕時一直跟著舅舅讀書，參加工作時在祖母的一再催促下，回家鄉(xiāng)在旌德中學（當時是初級中學）當物理教師，后來徽州地區(qū)在歙縣創(chuàng)辦高級中學，調父親至歙縣高中擔任物理教師。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不幸去世。
筆者夫婦與江澤涵夫婦合影（攝于1983年10月，北京大學校園內燕南園寓所旁）
父親是家中的頂梁柱，父親離我們而去，我們一家人真是感覺到天塌下來了，母親帶著我們尚在童幼年齡的姐弟仨加上祖母，一家五口僅靠母親當小學教師的微薄工資度日，生活真是艱辛無比。最困難的時刻，舅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主動提出承擔祖母生活的全部費用，按時給祖母郵寄生活費。以后我母親生病時資助醫(yī)療費用、我姐姐上中學時資助住宿生活費等。在我們一家生活最困難的日子里，有了舅公的接濟，我們才度過難關，姐弟仨才能夠在艱難困苦的環(huán)境里頑強地逐漸成長。
我們姐弟仨長大成人、參加工作后，曾寫信給舅公提出：我們現(xiàn)在都已經長大了，各自都有了工作和穩(wěn)定的收入，應該由我們承擔祖母的生活費。舅公回信表示：只要我在世，祖母的生活費用還是由我承擔。1983年，祖母去世，舅公還郵寄200元補貼喪葬費用。
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我第一次給舅公江澤涵寫信。那是在1967年，我還是一個在江村小學讀書的四年級學生。當時正值“文革”初期，能擁有一枚毛主席紀念章，是可以在同學之間炫耀的珍貴之物。一次，我與一個同學為爭奪紀念章發(fā)生了糾紛。祖母知道后，批評我不該與同學吵鬧。而后讓我寫信給舅公討要紀念章。
時隔不久，收到舅公的親筆回信和郵寄來的物品。舅公在回信中表揚我“字寫得工整，意思表達得清楚”，鼓勵我以后要好好學習，不斷取得進步。寄來的物品中有紀念章、“老三篇”、還有當時在偏僻鄉(xiāng)村學校難得一見的帶橡皮頭的鉛筆、彩色橡皮，精致的卷筆刀等。時隔五十多年，至今還記得寄來的卷筆刀的背面有一面小鏡子，在當時真是稀罕之物。祖母真是大度，讓我拿一枚紀念章送給與我發(fā)生糾紛的同學，叮囑我們以后要團結友愛，不允許再吵鬧。
從此，我與舅公江澤涵保持了20多年的書信往來。還記得在高中讀書期間，同學們都在練習一種字體，我大概對書法悟性比較差，字體未練成，反把原來寫的還算工整的字寫得潦草難認，舅公在回信中批評我“字寫得有點怪”“字寫得不好不要緊，但一定要工整、清晰”。舅公的教誨，我終身難忘。
1977年7月9日清晨，我正在離家不遠的一座小山頭的地里除草，突然間，村子里的高音喇叭里傳出舅公江澤涵的名字，我情不自禁地放下了手中的鋤頭，坐在亂草堆上，認真聽完這篇新聞廣播稿全文。
1971年，美國數(shù)學家布朗的拓撲學專著《萊夫謝茨不動點定理》出版，書中前四章是準備知識，后兩章就是介紹以江澤涵為首的“拓撲學新的中國學派”對不動點類理論的研究成果。1973年4月，江澤涵收到陳省身從美國給他寄來的這本專著。1975年春，江澤涵自感已年過七旬，剩下的時間不多了，有責任抓緊時間，把不動點類理論的研究成果按照我們自己的方式、由我們中國人寫成一部專著。當時還是文革后期，他只能利用早晚時間和節(jié)假日期間寫作，他克服了年老眼花，身體差的種種困難，歷盡千辛萬苦，克服萬苦千辛，終于在1976年11月完成了《不動點類理論》這部科學巨著上冊的初稿。當時文革余毒未盡，專業(yè)出版社心有余悸，不敢出版這類純學術的書籍。江澤涵自費請人刻鋼板油印了100本，分送給同事、學生、及一些學術單位。一本展示國際前沿研究水平的科學巨著，只能以如此簡陋的版本問世，不能不說是那個時代的悲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一位分管科學技術的領導同志知道了江澤涵艱苦著書難以出版的感人事跡，指示中國科學出版社向江澤涵正式約稿，并要求輿論宣傳部門宣傳他的事跡。因此，新華社記者對江澤涵進行了專訪。1977年7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新華社記者采訪江澤涵后寫的新聞報道《堅持不懈攀登高峰》，贊揚江澤涵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為祖國科學事業(yè)奮力攀登的事跡。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早間“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播發(fā)全文。
1977年恢復高考，受舅公江澤涵感人事跡的影響，我報考時填報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大學數(shù)學系。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那時的我真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我是在文革期間的一所農村中學高中畢業(yè)的，囿于當時的環(huán)境條件，高中的理化課程基本沒學過，考試時理化基本是交白卷。但十分幸運的是，大概其他幾科考試成績還不錯，我被徽州師范專科學校物理系錄取了！
江澤涵晚年寫給筆者的信件
收到錄取通知書以后，我趕緊給舅公寫了一封信，告訴了自己的情況，很快舅公回信，贊揚我“不容易”，隨信還給我寄來了一本有他親筆簽字的小冊子“科學家談數(shù)理化”，小冊子里面收錄有一幅江澤涵出席北京“科學家與青少年科學愛好者見面會”的照片。入學報到不久，又一次給舅公江澤涵寫信，索要一套大學數(shù)學的教材。
1977年的高考工作，是在匆忙中進行的，許多學校在新生入學以后，教材都沒有到位，教材奇缺，是當時各校的一個普遍現(xiàn)象。我校使用的大學數(shù)學教材是由樊映川編著的《數(shù)學分析》教本，只有數(shù)學課任老師有，學生們使用的都是手刻鋼板油印本。那時的我年輕單純，考慮問題簡單，心想數(shù)學家弄一套數(shù)學教材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后來才了解到舅公為了給我寄教材，也是費盡周折，想方設法，最后還是在他在清華大學工作的二兒子那里給我找到了這套教材寄給我。四十多年過去了，我仍很好地留存著這套書，它是舅公江澤涵留給我的永久的紀念！
參考資料：
《數(shù)學泰斗世代宗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作者系原旌德縣政協(xié)副主席、宣城歷史文化研究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