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華
微信版第1281期
旌德縣蔡家橋鎮(zhèn)朱旺村與紹訓堂面對面的豫立義倉，是目前皖南古村落中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義倉。
要說豫立義倉的外表其實很平常，和其它的古民居差不多。內(nèi)部十大開間，比一般的民居要高，似乎趕得上現(xiàn)在的三層樓。上面開一排窗，從門楣到窗頭什么雕飾也沒有。
“豫立義倉”外貌（江建興攝）
豫立義倉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是朱旺村朱家祠堂儲糧賑災的一個倉庫?！霸チⅰ痹谶@里是“事先防備”的意思。義倉建好后立有《創(chuàng)捐豫立義倉碑》，并記載有初始捐資人姓名、銀兩及田畝數(shù)。這個碑一直保存了下來，如今仍嵌在義倉墻上。
碑記如下：
倉名豫立，志備也。古者有備無患，亦不廢也。倉人掌粟入之藏以待兇頒，有司秉倉廩之令以賜貧窮，自古國家保庶之謀，即加以富患貧之計，莫善于安其體恤之用不同，而示備豫之義一也。吾族分派，肇自文公淳熙六年提舉浙江常平公事，后改浙東，時值大饑，公即日單車就道，設(shè)立宏規(guī)，議定夏受冬償，不數(shù)十年，積貯三千一百余石，因時斂散，民被實惠。其法詔行天下者，此社倉之名為公所立，而公之成謀早已深遠矣。歷朝以來，天災流行，何處蔑有，然徹土綢繆，宜先陰雨，掘井及泉，致成毋臨。如族內(nèi)麟書公，昔日倡首捐田為義倉之舉，于乾隆年間業(yè)經(jīng)稟請奉行，已歷有年，厥后好義者接踵而起，每遇兇年，不惜數(shù)千金之費，而究不能為一族長久之計者，緣創(chuàng)始維艱，章程不易，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夫立法期于綿遠，必先籌劃來源，定制責在速成，難免因循末路。今幸上天降康，屢有豐年，爰集合族父老，共襄善舉，捐田捐地捐錢，期年之內(nèi)，無不各自奮勉，踴躍樂輸，其始基矣。適奉陶撫憲告諭諄諄，及時豐備，若不早為積貯，一旦水旱螟蝗，僅可補于目前，終難及之久遠也。吾族思患豫防，議立此義倉，倘遇儉收，按戶潤恤，既無偏頗之憂，水分平施，奚有爭論之患？綱領(lǐng)整齊，條目嚴肅，是誠好義者永垂不朽之功。惟是廒尚須經(jīng)營，倉名自當素定，須同志者克儉始終，意美法良，世守勿替，雖不能仰體圣主一視同仁之大德，亦不失先公豫立社倉之遺風焉。乃名曰豫立，并志之。
道光六年歲次丙戌冬月之吉，里人則班謹撰，德泉書丹。
讀完這則碑文，對中國古代基層百姓通過家族制度自主進行社會救助有效完善社會保障充滿敬佩。
設(shè)立義倉的動機是有備無患，以待兇歲，以解國家救助百姓之不足?！秳?chuàng)捐豫立義倉碑》保存和透露了有關(guān)社會救助和社會保障方面的一些珍貴歷史信息，其啟示意義有兩點：
其一、設(shè)立義倉是“好義者”集體之功。朱旺村設(shè)立義倉的時間大致在乾隆年間，首倡之人是朱麟書，有關(guān)史料載：“例貢生，治家有法，同居逾百指，肅肅雍雍，略無詬誶。家本不饒，積田二十畝，立倉備賑。又多購良藥，躬制丸散，以饋貧病。設(shè)水龍水柜水斗之屬，以救火災。族黨欽其素行，每有事端，一言平理，無不解散。其享遐壽，見曾玄，屢膺恩賜，蓋修德之報”。又有“天性孝友，好善樂施。壽八十有三，夫婦齊眉。恩賜‘五世同堂'匾額并絹緞銀兩”。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朱麟書有一個和美的大家庭，雖然只有二十畝田，一大家人過日子不算充裕，但竟然首先站出來“立倉備賑”，還買來優(yōu)質(zhì)藥材制成藥丸，救濟貧困的病人。此外，還購買水龍、水柜、水斗等消防器材，以防火患。朱麟書為家族做了許多公益事業(yè)，無怪乎他長壽，族人送他一個“修德之報”的美譽。正是在他的影響和帶領(lǐng)下，家族其他人不停地跟上來，繼續(xù)完善他的事業(yè)。
僅僅靠家族少數(shù)幾個人的努力，把一個在兇歲真正能發(fā)揮賑濟作用的義倉建立起來，畢竟還是困難的。到了道光年間，正好趕上接連的好年景，又正好趕上道光三年（1823）正月擢任安徽巡撫的陶澍提倡興修水利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建立義倉，以期救災濟困。朱旺村迎來整個家族人人捐輸家家貢獻修筑義倉的高潮，終于把一個能夠惠及整個家族的義倉修建完畢。
我們不妨把捐贈者的姓名抄錄如下：
祥慶眾捐錢一百兩，春分會、宅富眾、盛應眾各捐錢五十兩，宅原眾、宅福眾、宅祿眾、再興眾各捐錢十兩，遇應眾捐錢五兩，士海眾、家雩眾各捐錢一百二十兩，華生眾、則鈿眾各捐錢一百兩，則铇眾捐錢八十兩，則永捐錢六十兩，守絢眾捐錢五十五兩，朝京眾、家蘭眾、德馴各捐錢五十兩，永周眾、守玖眾、則攀各捐錢三十兩，隆進眾、德生眾、勝生眾、朝典眾、朝資眾、士覺眾、士邦眾、永財眾、守忍眾、守順、家鉉、德普各捐錢二十兩，志生眾、國椿眾各捐錢十五兩，國興眾、萬昌眾各捐錢十四兩，相進眾、貞生眾、士譽眾、家浪、從伴眾、則發(fā)、朝言眾、守翰眾、守惟眾、家蕓、則東、概進眾、從敬眾、朝垣眾、守統(tǒng)眾、家璜、家珖、則慎眾、則明、則煜、則綱、德駜、一協(xié)眾、士匠眾、憲應眾、一南眾、德鋤眾各捐錢十兩，守素眾捐錢七兩，智興眾、守烈、昶應眾、寄應眾、榮應眾、宣進眾、士禎眾、永柏眾、守瑾眾、守勤眾、守菊眾、守瑚眾、守琚眾、守現(xiàn)眾、守彥眾、守種眾、守梧眾、守品眾、則鋐、士臘眾、士垣眾、守富、萬甚眾、家塘、則烜、保生眾、召生眾、為威眾、家富眾、家寶、家康、家茳、則揚眾、則宇、則助、則紅、則漣、德太眾、德好、朝質(zhì)眾、永霍眾、永組眾、永恒眾、守禮眾、守緄眾、家驥眾、則鐄、則鐵眾、則灼、德慶、德亭、德來、德宣、德順、德召、守達眾、守科眾、守惠、守喜、家閔眾、家怡眾、士富眾、從召眾、朝都眾、義應眾、各捐錢五兩，通應眾、則道各捐錢四兩，士村眾、家歡眾、則燦、從良眾、守則眾、家愛、家欽、守亮、守相、守順、則楚眾、則囷眾、則鑣、則鑄、永國眾、家開眾、家典、永盆眾、永梅眾、守恒眾、守魁眾各捐錢三兩，則堅、則龍、則篤各捐錢二兩，家賜、家創(chuàng)、家福各捐錢一兩五錢，守柿、守梅、則桃、則涂各捐錢一兩，永栲眾捐錢二十兩。
宅安眾捐丈田三分三厘，關(guān)應眾捐丈田一畝五分五厘，承啟堂捐丈田一畝六分五厘，一志眾捐丈田一畝七分五厘，丈塘一分二厘，一宮眾捐丈田二畝四分三厘，丈塘三厘，士效眾捐丈田三畝五分八厘，永德眾捐丈塘六分，永薦眾捐丈田四分，化鵬眾丈田三十畝五厘九毫六絲，丈塘三分八厘，羽鴻眾捐丈田一百五十五畝八分二厘，丈塘五畝五分四厘五毫，丈基地三毫，丈地二畝八分四厘，丈山三畝六分四厘九毫，守滿眾捐丈田一畝八分，家夔眾捐丈田五分，家萃眾捐丈田五分，則治捐丈田七畝二厘三毫三絲三忽，丈塘六厘，德逑捐丈田五畝，丈塘三分九厘，朝應眾捐丈田五分，丈塘三厘，朝林眾捐丈田八分，守貢眾捐丈田一畝，丈塘一分五厘，則穆眾捐丈田八分，丈塘一分，則友捐丈田八分，家佐捐丈田三畝八分，家偁捐丈田三畝，丈塘二厘，廣進眾捐丈基地一分八毫，從弼眾捐丈田二畝三分五厘，丈塘二分一厘，胡賓眾捐丈基地四厘，元我眾捐丈田一畝五分，丈塘二厘，守明捐丈田九分二厘五毫，丈塘一分，家書捐丈田三分，則永捐丈山四分五厘，賓興眾捐丈田五畝六分三厘五毫，丈塘四分一厘，丈地二分五厘五毫，丈山二分九厘，一環(huán)眾捐丈田八分七厘六毫，丈塘二分二厘八毫，士海眾捐丈田三畝五分五厘七毫，丈塘三分三厘，丈地二分三厘三毫，守烈眾捐丈田五分，丈塘六分，麟書眾捐丈田二十畝六分七厘八毫，丈塘一畝八分八厘五毫，守固眾捐丈田一畝，丈塘二厘，家旺捐丈田一畝四分一厘，丈塘二分二厘，德富捐丈田七分，丈塘二厘，朝鼐眾捐丈田一分一厘，守灶眾捐丈田一畝，丈塘一厘三毫三絲，守御眾捐丈田五分，士熊眾捐丈田八分，永栻眾捐丈田五分，祥應眾捐丈田一畝，丈塘一分八厘三毫四絲，富應眾捐丈田二分，一南眾捐丈田二畝二分六厘，丈塘一分，仁應眾捐丈田三畝二分八厘，丈塘一分五厘，巽宗眾捐丈田五分，丈塘二厘，添興眾捐丈田一畝一分五厘，丈塘五厘，成德眾捐丈田二畝一分六厘五毫，丈塘三分三厘三毫，嘉倫眾捐丈田一畝，丈塘一分，嘉佑捐丈田七分三毫。
以上共捐折錢二千一百七十五兩五錢，共捐丈田、塘、地、山三百畝二毫六絲三忽，創(chuàng)設(shè)豫立平糶義倉。
朱旺義倉共收到捐錢2175.5兩，捐田、塘、地、山300.263畝，有姓名者216人，加上以“眾”代者總計可能至千，捐錢有多有少，捐地有大有小，戶戶出力，人人奉獻，可見捐贈是朱姓祠眾的一種集體行動。
其二，義倉的救濟原則是“水分平施”。碑文對義倉在家族中的救濟原則闡述得十分明確：“倘遇儉收，按戶潤恤，既無偏頗之憂，水分平施，奚有爭論之患”，即對整個家族所有成員一視同仁。道光五年（1825），旌德縣人口44萬，咸豐三年（1853）增至50萬。那是個谷不足食的年代，可想而知，朱旺義倉對一個成千上萬人的家族一定發(fā)揮了不小的穩(wěn)定作用。
與朱旺義倉同一時期，旌德修建的義倉共有14個，分別是：“大西關(guān)汪祠敦本倉”“一都隱龍方仲祠義倉”“南村積功倉”“五都萬豐義倉”“七都梅里村汪祠豐備倉”“趙川程應祥眾有詒倉”“六都姚祠永豐倉”“八都俞祠井養(yǎng)倉”“芳川王祠豫豐倉”“十二都劉茂昭堂義興倉”“十三都大甘村慶裕倉”“十四都朱旺村朱祠義倉”“十八都孫村記榮倉”“周急義倉”。以朱旺義倉投入最大，捐贈者最多。
如此眾多的義倉，在當時一段時期內(nèi)發(fā)揮了社會基礎(chǔ)穩(wěn)定器的作用。據(jù)道光《旌德縣續(xù)志》載，常平倉捐積27100余石，但歷任各官虧缺，此時實存3400石；社倉共貯谷6300石，此時實存4050石?！鞍闯Ｆ絺}、社倉為州縣積貯要務，而奉行既久，恒患虧缺侵蝕，惟各坊都自置之倉，皆各祠族長經(jīng)理，其事胥吏無從藉端侵擾。旌邑地瘠人稠，而水旱不至離徙者，實系于此，亦可見風俗人心猶睦姻任恤是尚也。良有司獎勸風厲，俾垂永樂而弊竇不生，豈非旌邑之大幸與!”由此可以看出，義倉對官倉起了重要的補充作用。義倉的捐建者享有全部的自主權(quán)，官府無權(quán)干涉。
寫到這里，有必要介紹一下中國古代社會救助體系的軌跡。
常平倉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建制化的一個官辦公益賑濟機構(gòu)，漢代設(shè)置，初衷是“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nóng)，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奔绕揭治飪r，又兼政府救濟功能。但很快常平倉就淪為“吏以為市、壟斷漁利”之法，并遭到批評：“外有利民之名，而內(nèi)則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利，小民不能得其平”。到漢元帝時就有人請罷常平倉。
為了救常平倉之病，到了隋朝，朝廷又提出官辦義倉，即由官府“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兇年”。之后，唐太宗又將義倉之法加以推廣完善，規(guī)定“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兇年”。但很快義倉之糧就被官府挪作它用，以至于有人批評：“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斂之，官之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也不惟民無所出，而官從而病之”。
社倉起源于南宋，由南宋士紳魏掞之在紹興二十年（1150）創(chuàng)立于福建招賢里。稍后（1168），魏的好友朱熹也在福建五夫里設(shè)立社倉。宋儒設(shè)置社倉的初衷，是因為他們認為當時的官方救濟（如常平倉）不盡可靠，士紳應當擔起造福鄉(xiāng)里之責，建立民間的自我救濟體系。這樣，鄉(xiāng)人在遇到兇歲饑荒時也不必全然依賴于有司。
朱熹制訂了一套完備的社倉結(jié)保制度。按照朱子的設(shè)計，社倉大體上是這么運作的：由地方政府先墊付一定數(shù)額的大米作為貸本，“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社倉每年在青黃不接的五月放貸，每石米收取息米二斗，借米的人戶則在收成后的冬季納還本息。等收到的息米達到本米的十倍之數(shù)時，社倉將貸本還給地方官府或出本的富戶，此后只用息來維持借貸斂散，不再收息，只是每石米收取三升耗米，以彌補米的損耗。
在朱子的規(guī)劃中，社倉由地方士紳組織并管理；人戶是否參加結(jié)保也采取自愿原則，“如人戶不愿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币掷眨褪菑娭?、攤派的意思。不過人戶“入保”有資格審查：“產(chǎn)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也就是說，有財力的人家不能申請社倉的救濟。有的社倉還規(guī)定，“細民無田者不得預也”，將放貸對象限定在具備一定還貸能力之人的范圍內(nèi)，這是出于保障倉本安全的考慮。朱子社倉不是慈善機構(gòu)，而是民間互助組織。淳熙八年（1181），朱熹還上奏朝廷，建議在全國推行義倉之法。宋孝宗采納了這個建議，下詔推廣，四五十年下來，朱子社倉即民間義倉“落落布天下”。
一個中國歷史上由社會基層自治的社會救助體系，并作為中國傳統(tǒng)救助體系的另一極就這樣誕生了。它不僅是老百姓救助了自己，更在于它也為國家排了憂解了難?！秳?chuàng)捐豫立義倉碑》中說其先祖文公朱熹建社倉之事，雖然起始時間有些出入，但內(nèi)里恰恰透著的是朱旺村朱熹后人對其先祖遺訓的自豪之情和自覺繼承互幫互助的精神。
《創(chuàng)捐豫立義倉碑》給我們的啟示還在于，當今村居（社區(qū)）自治在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之后，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我們要借鑒歷史發(fā)揮鄉(xiāng)賢君子的表率作用和老百姓共同參與集體事務的傳統(tǒng)經(jīng)驗。
主要參考文獻：
1.黃山書社，《旌德縣續(xù)志》。2.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吳鉤著《宋——現(xiàn)代的拂曉時辰》。
（作者系旌德縣政協(xié)文化文史和學習委主任、安徽省徽學研究會會員、宣城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