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靜
第1235期
概要：績溪本土徽學研究，源起于地方史料的官方整理與志書編纂。嗣后，民間地方文史資料收集、整理和研究漸成風氣，并初步形成了一批學術中堅力量。隨著一批徽學論文、專著、內刊的推出，學院與績溪本土學術交流互動的展開，在徽菜、徽商、古村落及本土人物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許多發(fā)現(xiàn)、收獲和突破，在徽學界形成了一定的學術影響。
關鍵詞：績溪本土 史料 學術影響 民間
從歙縣析出建縣，績溪先后隸屬新安郡、歙州、徽州，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積淀，已成為徽州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兩代，績溪七次修志，留下了豐富的史料。乾、嘉、道之際經(jīng)學流派績溪“禮學三胡”蔚起，晚清胡培系編《績溪金紫胡氏所著書目》等刊印，邵棠《徽志補正》《大障山辨》《聞見晚錄》等著作問世，光緒三十年汪子青《績溪地理圖說》稿本完成，民國程本海主編的《微音》雜志中有關徽州績溪、商業(yè)與文化的專題調查，胡嗣運著《嘉慶志補正》，特別是胡適倡修《績溪縣志》時有關“大績溪、小績溪”方法論指引，對于后來績溪本土徽學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是績溪本土徽學研究的先行者。
新中國成立后，以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績溪縣人民政府副縣長葛劍寒編纂《績溪新志稿》為發(fā)端，逐步展開了績溪歷史與文化的整理與研究。1984年，縣檔案館胡士敏撰寫《績溪蠶桑史》 。1985年，績溪人石原皋《閑話胡適》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掀起了胡適研究的小高潮。1990年，胡成業(yè)、汪福琪等牽頭籌建“績溪縣徽學會”，1991年6月“績溪縣徽學會”成立。進入二十一世紀，績溪縣胡適研究會、績溪縣（汪華故里）徽學研究會、績溪縣徽文化研究會相繼成立。一大批地方本土學者和愛好者，從搜集梳理鄉(xiāng)土史料入手，對績溪宗族、村落、徽商、徽菜、徽墨、教育等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７０年碩果累累。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 ，七十年來績溪本土作者編著文史書籍１８０余本（套），其中正式出版物４０余本（套），撰寫了一批有份量的學術論文，有力地夯實了績溪本土徽學研究基礎，迎來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一、地方史料的官方整理與志書編纂
１、以修志推動地方文史資料整理。新中國成立，1960 年,績溪縣成立新志編寫小組,由副縣長葛劍寒主持,7 月至9 月完成《績溪新志(草稿)》。全書用毛筆和鋼筆手寫,約12 萬字,分兩冊 。1983 年5 月,縣直76 個單位相繼建立專業(yè)志編寫領導小組,全縣參與修志的人員達350 人。1989 年年底,縣直73 個單位相繼完成專業(yè)志初稿。1990 年年底《績溪縣志》初稿撰成 ?？h志辦以編纂《績溪縣志》為契機，牽頭組織了一批學人開展了較系統(tǒng)的鄉(xiāng)土地理、風俗、人物、經(jīng)商、政治、不可移載體等資料收集整理，歷十年，斬獲2650萬字資料和400余幅歷史圖片、拓片，在歷史考證、事件甄別、資料拾遺、口碑采集、實物發(fā)現(xiàn)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 。１９９８年《績溪縣志》正式出版。大徽村遺址、天目瓷、澄心堂紙、重要碑刻和胡適書信手跡等首次在縣志中出現(xiàn)。緊接著，嘉慶版《績溪縣志》納入安徽省歷代方志叢書點校，２００７年由黃山書社出版。與此同時，一批縣級科局單位編纂了《教育志》《商業(yè)志》《交通志》《城建志》《財政志》《公路志》《工商志》《林業(yè)志》《衛(wèi)生志》《血防志》等專業(yè)志書１０余部，收集整理了豐富的史料。進入二十一世紀，縣政府又展開了新一輪修志，并于２０１1年末完成，全書計235萬字。
２、以文史資料搶救調動相關部門積極參與。績溪縣政協(xié)文史委積極搶救挖掘史料，從１９８５年６月起共編纂《績溪文史資料》５輯，收集珍貴資料文章１６０余篇。１９８８年，縣民政部門編纂了《績溪縣地名錄》，收集了大量鄉(xiāng)村地理資料?？h方志辦整理了《徽嶺南北》一書，為98版縣志拾遺補缺。２００５年，在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同時，縣長潘萬金主編《名人故里》叢書１２卷，計58萬字，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h檔案館組織人員編纂了《徽墨志》。洪樹林等參與了黃山市《徽州文化大辭典》編纂。胡亞虎、章洪立、趙正中、汪自源等12位參與了黃山市檔案局組織的徽州方言語音檔案建檔。方靜、汪振鵬、胡毓驊、葛循猿、邵名農、章錫其等參與了黃山市有關部門組織的《徽州百祠》《流風遺澤》《新安程氏與徽州社會》等書的編寫。２０１９年，由績溪縣委宣傳部牽頭，方靜主編的《績溪家訓》由黃山書社出版。
３、以文物考古遺存保護推動實證研究。數(shù)十年來，地下文物、名人資料和歷史文化遺存不斷發(fā)現(xiàn)，極大地拓寬了本土徽學研究的視野。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８３年，通過考古，境內先后發(fā)現(xiàn)新石器時代遺址六處 ：胡家村遺址、庵頂上遺址、水楂山遺址、社屋上遺址、方家園遺址、龜山上遺址。其中，1951年在長安鎮(zhèn)中團胡家村發(fā)現(xiàn)印紋陶片、磨制石器等遺物多件，在遺址附近的水楂山、坦頭、瑞川等地，也均有磨制石器出土，證實這一帶在新石器時代有過相當規(guī)模的人類活動和文明創(chuàng)造。曹助林撰寫了《關于績溪旺川出土古錢的探討》 一文。同時，專家考證唐宋時暢銷日本的“秘色瓷”為績溪城郊霞間窯、仁里巷口窯、湖里窯生產的“天目瓷” ，并對史志書的“汪王故城”“大徽村遺址”“澄心堂紙坊遺址” 等進行了田野調查，找到了實物佐證，解決了一些歷史懸案。
縣文物局成立后，方玉良整理了《文物搶救與保護大事記（1955一1995）》 ，并撰《歷史文化名城一一績溪的規(guī)劃與保護》，對績溪現(xiàn)存文物保護及考古提出了見解。縣政府先后二次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不可移動文物調查，相繼成立了績溪三雕博物館和績溪縣博物館。汪漢水對梁安縣治所“河東市”進行了考證。章新如退休后，花十多年時間調查整理了華陽古城遺跡資料 ，出版了《績溪縣城古跡》一書,收集了碑刻、宗祠、橋梁、廟宇等大量不可移動文物資料。許多村志對村內重要文化遺存如荊州上胡家七星圳、仁里百步欽街、伏嶺下金街巷、石家村棋盤街、滸里村荷花形結構、鄣山天子墓等進行了調查記錄和初步研究。
從1980年始，績溪縣文物管理部門先后多批次呈報文物保護單位?，F(xiàn)有國保單位5個，省保２９個，縣級保護單位４６處。國家級非遺傳承項目 ２項，省級２２項，市級 ５９項 ,縣級１３０項?？兿h檔案館還征集了一批民間珍貴文物、信函和書畫資料。
二、民間地方文史研究漸成風氣
績溪人尚有“崇文”“惜字”“辯學”傳統(tǒng)，家學源遠流長，民間家藏有大量的族譜、契約、古書資料，這為學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一些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徽學研究漸成風氣。
（一）徽商研究碩果累累
績溪獨受多山之累，資源貧乏、地理更偏，以茶商、墨商、醬制品業(yè)、徽館業(yè)稍占優(yōu)勢。方靜先生透過胡近仁《程裕新茶號之過去與將來》一文考析及上海程裕新茶莊發(fā)跡史的考證，認為民國胡近仁是最早涉足績溪茶商本土研究者 。新中國成立后，績溪縣政協(xié)有識之士較早關注績溪徽商活動課題。縣政協(xié)主編的《績溪文史資料》中收錄有關績溪商人研究文章３０余篇，其中有，胡懋愷《胡咸春藥店在淳安》、紀鐸《績溪人在三溪》、胡樂豐《上海汪裕泰茶號創(chuàng)業(yè)史略》、徐子超《遵義胡經(jīng)商概述》、《績溪鹽商述略》 等。
后來，由縣方志辦組織，邵之惠主編的《績溪徽商》（內部資料）１－５集，收集了本土學者研究績溪徽商論文資料100余篇。其中，邵之惠《績溪徽商概覽》一文，對績溪旅外徽商從行業(yè)、名店、分布、經(jīng)營、同鄉(xiāng)會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梳理 ，對汪近圣、胡桂森、胡天注、胡雪巖、汪立政等40余位績溪籍徽商人物進行了重點介紹。縣志辦張壑在《績溪徽商錄》一文中輯錄了４３位績溪籍徽商。邵嵐、毛新紅整理出清末至新中國成立初期“績溪徽商老字號名錄”1200余家，被收入黃山文化研究院編纂的《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輯 。其中胡慶余堂、胡開文墨莊、鑒古齋墨店、汪裕泰茶莊、程裕新茶莊、亞東圖書社，以及清末民初在上海、武漢、杭州等大中城市諸如大富貴、大中華等徽館 ，都是著名的實業(yè)品牌。旅居蘭溪的績溪人方念裕所著《徽商人文志》中介紹了民國四年（１９１５）績溪人章恒升醬園“三伏秋”醬油獲巴拿馬博覽會金獎 。胡云撰《胡開文徽墨史略》 。胡成業(yè)撰《徽州會館輯覽》 。２００５年，胡衛(wèi)星等著《走進徽商》 。２０１３年，余川汪本銓編《汪惕予研究資料》一冊，對上海汪裕泰茶莊創(chuàng)始人汪立政及其子汪惕予營商資料進行了系統(tǒng)整理。
方靜主編的《績溪徽學通訊》登載績溪徽商研究論文６６篇，其中經(jīng)傳方、余百慧《臨溪商埠盛衰史》 ，曹健、石磐安《嶺北石家村藥商世家調查》，汪昌益《績溪人在郎溪經(jīng)商述略》，唐延軍《績溪人在上海商埠打拼的成就》 ，汪俊賡《試談績溪古仁里徽商程序東們的興起與衰落》等，史料發(fā)掘都有突破。胡毓驊曾在《徽州社會科學》、《績溪徽學通訊》等刊物發(fā)表了對績溪胡開文墨發(fā)展歷史研究的系列文章６７篇，包括《胡開文墨業(yè)系年輯要》 《解讀徽墨“胡開文”之謎》《胡恩森——胡開文墨業(yè)的最后傳人》《蕪湖胡開文是“源記”還是“沅記”》《對徽墨志的幾點質疑》等，同時，對績溪商人吳興周明遠公司、汪孟鄒蕪湖科學社經(jīng)商創(chuàng)業(yè) ，也有較深研究。章基豐對瀛洲人在淳安、衢州經(jīng)商，汪福琪對南觀汪氏在郎溪和江蘇溧陽、定埠經(jīng)商及醬制品行業(yè)的發(fā)展，葛循猿、程庸琪對績溪徽商周綏之的研究，邵名農對績溪石（九佳）傳統(tǒng)鑄鍋爐坊生產歷史的挖掘，汪后華對嶺北坦頭村晚清徽商洪舜琴、洪榮才等資料的整理，都反映了績溪徽商外埠營商規(guī)模和特點，新史料不斷發(fā)現(xiàn)。
徽菜起源及徽館業(yè)研究成果卓著。張脈賢、邵之惠主編《徽州文化全書、徽菜卷》，并出版了《中國徽菜》單行本。邵之惠早期發(fā)表的《徽菜發(fā)源績溪考》 《徽菜的人、物和諧及其社會價值》 《論徽菜的形成與發(fā)展》 ，邵培奇《徽菜沿革在績溪》 ，高耀鈺《徽幫菜系的繼承與復興》 、唐延軍《徽商故里發(fā)現(xiàn)徽菜館始祖程樹鶴》 ，邵期靜、邵名勇編著的《文化徽菜》一書等，對績溪人在徽菜形成過程中的貢獻及徽館業(yè)發(fā)展等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闡述，充分肯定了績溪民間“賽瓊碗”活動對徽菜菜系形成的杰出貢獻。晚清和民國時，績溪的徽館業(yè)規(guī)模達到高峰，故有“無徽不成鎮(zhèn)，無績不成街”之諺。葛循猿在《績溪徽學通訊》上發(fā)表了《徽商之路》 之一至之五系列文章，闡述了績溪商人通過艱苦創(chuàng)業(yè)收獲的“大績溪”范圍以及所表現(xiàn)出的“績溪?！本?。
（二）古村落研究方興未艾
績溪原居民開族村落資源豐富，民間鄉(xiāng)賢尚來十分重視村史的整理，累計發(fā)現(xiàn)千年古村３０多個，明清古村近百個。２００２年，由民政局牽頭，洪樹林、汪福琪主編的《走進績溪山村》 ，最早涉及績溪古村落文化挖掘。２００３年姚民和編《中國龍川》。２００４年洪樹林參與黃山市《徽州五千村?？兿h卷》編纂。嗣后，一批研究古村落著述相繼問世，包括汪俊賡主編《千年仁里》，曹健主編《旺川古今》，章竹簡主編《瀛洲鉤沉》，汪漢水編著《荊州遺韻》，程尚遠主編《績溪西川》，方靜編著《傳統(tǒng)村落尚村》，黃來生編著《蜀馬》，汪后華編著《千年一嘆古坦頭》，汪本銓主編《人文余川》，石盤安著《一村北向——古風徽韻話旺山》、潘漢雄編《皖東南一角－－和陽》、吳瑞煌著《鄉(xiāng)土龍叢》。
與此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批研究績溪古村文化的論文。如汪琴鶴對大徽村消失原因的系列考證 ，汪漢水對華陽鎮(zhèn)麻鴨村、荊州何家村、瀛洲滸里村的調查 ，許夢華《保護磡頭古村落的思考與建議》 ，胡毓驊《上莊解讀》 ，曹健《探秘石家村》 ，章錫其《績溪雙溪古鎮(zhèn)考略》 ，汪后華《嶺北寺后十八村》 等。方靜撰寫了馮村、尚村、魚龍山村的田野調查報告，撰寫了《傳統(tǒng)徽州村落文化生態(tài)保護的若干思考——以績溪古村落保護為例 》 《徽州古村落價值與傳統(tǒng)村落保護》 《績溪現(xiàn)存兩處明朝大型水利工程遺址研究——東青嶺大塘、竹里麻果堨個案考察》 等數(shù)篇論文在有關刊物上發(fā)表，有關尚村“積谷會”自治模式，竹里明代崇禎年間《殊字鱗冊》發(fā)現(xiàn)，十五都東青嶺明代大塘、山云麻粿堨大型水利工程發(fā)現(xiàn)，伏嶺村邵氏總祠“回圖騰”和“永例會”資料的發(fā)現(xiàn)，績溪徽派盆景發(fā)源地洪村（仁里）發(fā)現(xiàn)等 ，進一步深化了績溪村落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
（三）村志宗譜研究熱潮不減
在傳統(tǒng)古村落的保護與振興研究的同時，績溪民間出現(xiàn)了一股“村志熱”，先后出版村志１６部，搶救性地挖掘整理了一批史料。其中，許傳成、許曉駿編《磡頭志》 ，坦頭村委會編《坦頭村志》，余川村委會編《余村志》，吳關善編《吳家坑村志》，汪衛(wèi)家編《水屋村志》，馮耀章主編《馮村志》，洪竹勝主編《石（九佳）村志》，胡昭璧主編《龍井春秋》，章新如主編《華陽鎮(zhèn)志》，耿培炳主編《仁里村志》，胡泉雨等主編《霞水村志》，胡承哲主編《上莊村志》。方靜主編《竹里志》《梅間志》《東巖志》。目前正在編纂的還有《霞水古里志》《瀛洲村志》《松木嶺村志》《仿儒村志》《大源村志》等。
宗族研究是村落文化研究的重心。汪琴鶴在《績溪家族提要》《績溪民間族譜收藏》 兩篇論文中對東晉以后遷居績溪八十七個姓氏的來龍去脈進行了全面梳理，包括對檔案調查中發(fā)現(xiàn)的績溪民間一百種藏本族譜的介紹，把績溪原居民姓源研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方靜撰寫的《績溪祠堂與大族分布考略》 ，章基豐《瀛洲章氏宗族若干史實探討》 、胡毓驊《解讀績溪上莊明經(jīng)胡氏》 、汪琴鶴撰寫的《績溪宗族散談》 具有很強的系統(tǒng)性。
田野調查中，汪琴鶴保存的明萬歷四年《程氏源流世支譜》抄本、《汪氏統(tǒng)宗正脈》抄本殘本的發(fā)現(xiàn)，瀛州章氏康熙年間《德智堂抄本》發(fā)現(xiàn) ，汪濤峰等對登源汪氏及汪氏宗祠的考證，汪后華、汪彪等對績溪“汪氏村落、汪氏族譜、汪氏祠堂、汪公廟、太子廟的調查”，徐子超有關龍川胡氏存世族譜的系統(tǒng)整理 ，方靜對登源汪氏始遷祖汪叔舉落遷地和汪華出生地閭川的考證 ，對胡雪巖家族家世的考證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胡榮隆對績溪“遵義胡”追蹤研究的系列文章 ，章竹簡、章基豐、章汪明有關瀛洲章氏家族族譜、宗祠、家訓的研究，周文甫、周明助關于績溪周氏的研究，汪漢水對龍川、橫川丁氏的考證，邵茂深、邵昌后、邵名農對伏嶺邵氏的研究，披露了許多民間藏譜和其它有價值的文書資料，從不同的歷史時空展示了績溪宗族文化的特點。《磡頭志》《坦頭村志》《龍井春秋》等村志對宗族自治結構、祠產運轉和祭祀文化演變有詳細介紹，留下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由此同時，績溪民間修祠續(xù)譜熱不減。龍川胡氏宗祠、磡頭許氏宗祠、瀛州章氏宗氏、湖村章氏宗祠、仁里程氏宗祠、汪村五教堂、上胡家五義堂、伏嶺下柏公祠、魚龍山方氏宗祠、坦頭汪氏宗祠等幾經(jīng)修繕，祭祀文化得以傳承。馮村《馮氏宗譜》、上莊《明經(jīng)胡氏宗譜》、旺川《曹氏宗譜》、瀛洲《章氏宗譜》、余川《越國汪氏族譜》、魚龍川《耿氏宗譜》、石（九佳）《洪氏宗譜》、伏嶺《華陽邵氏宗譜》、汪村《王氏五教堂宗譜》、竹里、梅間、仙石《周氏宗譜》等三十多個姓氏進行了族譜續(xù)修，搶救保留了一大批譜牒和宗族文化資料，豐富了村史研究。
（作者系績溪縣檢察院副院長，安徽省徽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安師大歷史與社會學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