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鵬
第1200期
劉克莊《后村詩話》里說：“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唯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熄，風雅之氣脈復續(xù)，其功不在歐、尹下”。[1]顯然，劉克莊是以歐陽修、尹洙和梅堯臣為宋初詩文革新不同方面的代表的。暫且撇開后村以學韓愈伆以文為詩”非難歐詩不談，其“本朝詩”之謂是有深刻含義的。首先，宋初詩歌創(chuàng)作跟唐代相比，顯得零亂孱弱，缺少完整意義上的體格之變，到梅堯臣時，才開始唱出一代新聲。其次，“本朝詩”不單是一個時間概念，也暗含著對于一代詩風的體認，亦即“本朝詩”的體格與前代詩歌尤其是唐詩判然有別。[2]這樣看來，劉克莊是把梅堯臣當作宋詩藝術風格的開創(chuàng)者的，即如許學夷所言“至梅堯臣，才力稍強，始欲自立門戶，故多創(chuàng)為奇變。”[3]
但是，假如從宋初詩文革新的總體來看，歐陽修詩歌創(chuàng)作雖稍晚于梅，卻更富實績，并且歐詩的“奇變”到后來更是遠遠超過了梅詩。二人在宋詩初創(chuàng)的路途中頡頏而行，歐陽修從始至終對梅詩風格的發(fā)展都有著敏銳的感知和深入的品評，這些品評一方面揭示著梅堯臣這位宋詩“開山祖師”詩風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歐陽修自己的理解和解釋，以及他對宋詩革新中所出現的一些重要審美特征的把握。這些內容表征著北宋詩學的發(fā)生。
一
趙宋收拾五代殘局，盡管五代入宋的辭臣們?yōu)樾鲁叱街?，但他們給宋初詩壇帶來的其實是靡蕪不振的風氣。不過，當歐、梅于天圣、明道間崛起之際，宋初一些詩人為走出五代孱弱習氣已經做出了不少嘗試。方回概括的“鏟五代舊習”宋初“三體”[4]的重要詩人就是這種新嘗試的代表，象王禹偁、寇準、楊億、劉筠、林逋等人在后來的詩文革新里常被提及。然而他們都沒有跟北宋詩文革新發(fā)生直接的順承關系。王禹偁雖被吳之振稱許為“獨開有宋風氣”，[5]他的創(chuàng)作在當時卻顯得勢單力薄，缺少一種文化革新的思想氛圍作為依傍?？軠?、林逋皆為歐、梅所稱美，但他們詩歌“本人情、狀風物”的廣度顯然有限，而且風格上的創(chuàng)變亦少，總象拖著晚唐賈島、姚合諸人清冷儉僻的小尾巴。“西昆體”作為一種“館閣體”，是詩文革新前唯一有明確的創(chuàng)作思想，并左右詩壇風氣的詩人群體，他們那唯美的趣味以及對技巧的關注，對于整飭宋初文壇有著廓清道路之功，成為北宋詩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股潛流。但他們“傷于雕摘”和“挦扯”，而且以取學晚唐的溫、李來排擊五代以來的卑弱，不過是權宜之計。更為重要的是，西昆詩人雕章琢句、風流自賞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跟歐、梅諸人注重“風雅”詩教而又創(chuàng)意造言的文學精神是難以合拍的。前引劉克莊“桑濮之淫哇”之語針對的主要是“西昆體”。如果說宋初古文運動健康發(fā)展的勁敵是“新弊復作”的“太學體”，那末，以梅堯臣、歐陽修以及蘇舜欽為主將的宋初詩歌革新，的確是對彌漫詩壇的西昆詩風及其流弊[6]的有意識的反動。
歐陽修對梅堯臣詩的品評有很多，甚至顯得分散，基本上貫穿在作者近三十年的創(chuàng)作發(fā)展中。檢索歐集，天圣九年所作《七交七首》之四的《梅主簿》中有“離騷喻香草，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之語，不僅夸贊梅詩的出眾，而且點出梅堯臣能夠繼承注重“比興”的風、騷傳統，后一點是歐對梅詩品評中的一個經常闡發(fā)的思想。此后，隨著二人交誼加深，經常以詩代書，寄和酬唱，其中，零言散語商討詩藝，自不待言。而且歐陽修有幾次是比較完整地品評梅詩的，如明道元年所作《書梅圣俞稿后》里說：
蓋詩者，樂之苗裔歟！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jié)，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而有不純焉。今圣俞亦得之。然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tài)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
大率詩情本于樂意，樂意本于人心，而大樂又與天地四時同和，詩人每能得其一節(jié)。在此，歐陽修以樂說詩，對漢魏、初、盛、中唐重要詩人的風格做出大致的概括，并與梅詩相比照，歸納出后者不同于前人的方面。“本人情，狀風物”是從詩歌表現對象的范圍上來說的，在這點上，西昆詩人那種狹窄的視野和單調的情緒便被梅詩襯托得很蒼白。梅堯臣等人身為幕府文人，地位和境遇當然不同于楊、劉等館閣之臣，他們的生活態(tài)度比較平實，對日常生活里的人情和世情能夠平實地表達。我們檢閱梅堯臣天圣、明道年間的詩，便不難發(fā)現其古、律之作，不論是游賞、抒情還是寫景、狀物，皆深入人情，風致宛然。比如《田家》四首寫四時，其中一首描寫冬閑時農人的生活和情感：
今朝田事畢，野老立門前。拊頸望飛鳥，負暄話余年。自從備丁壯，及此?？嗉?。卒歲豈堪念，鶉衣著更穿。
詩的前四句寫農人冬閑時的怡樂，后四句轉出憂苦和自慰，將農人的情緒和心態(tài)描寫得委曲淋漓。由閑說到同情，由同情到冷峻，筆調一直都很平實，卻又能達到“意新語工”。至于“英華雅正，變態(tài)百出”等語，亦是肯綮之論。梅詩《秋籜》《梅花》等皆頗富“比興”，尤其是《梅花》一詩，哀怨而不傷，得風詩之雅正。而“變態(tài)百出”的風格在這個時期只是初露端倪，即被歐陽修當成重要特征來看待，如《傷白雞》詩鋪敘一只白雞為獸所襲，氣息奄奄。詩人始寫雞之無憂；繼而筆鋒一轉，月黑風高，雞被陰獸劫走；主人追救不及，血羽橫飛；而終篇又由小喻大，用典說理，言飽食優(yōu)游不會長久。這種轉折跌宕、變態(tài)百出的表現手法和風格乃宋詩之大宗，宋人狀物事，往往既曲盡其態(tài)，又深得其理。這一點，在歐對梅詩的品評里已有所發(fā)揮了。
慶歷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途中緬懷京城諸友，寫下一首著名的五言古詩《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形象地對比了蘇舜欽和梅堯臣的詩風，對后者做出了具體入微的評析：
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后輩。文詞愈清新，心意愈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態(tài)。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爍，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
詩中所言，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歐以為梅詩于清新之中不失搖曳之余態(tài)。二是梅詩“古淡”或“古硬”的特色在慶歷初年時開始鮮明化了，并且在審美體驗上跟“沖淡”、“澄淡”不大相同，其如食橄欖，苦澀之后方得雋永之味，亦即朱熹所謂“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7]當然，“古硬”或“古淡”與詩人用工苦吟和妥帖經營是有直接關系的，也跟詩人清儉的生活和內斂的心態(tài)相一致。梅堯臣、謝師厚《冬夕會飲聯句》所言“主人哦不窮”“燈青屢結花”“孤床乏暖質，苦語有淡工”，即是明證。對于“古淡”的審美趣味，歐、梅是有共識的。歐陽修皇祐二年所作的《再和圣俞見答》詩表明，“古淡”是梅堯臣傳授給他的論詩法門。結合梅詩創(chuàng)作和宋初詩壇的情況，我認為歐陽修所說的“古硬”或“古淡”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從風格上講，“古硬”或“古淡”跟西昆詩人的浮艷雕摘相對立，其格調比較淳古而少鉛華。此乃復古思想在北宋詩學中之反映。從創(chuàng)作上講，要造就這種風格，平淡的“真味”只是一種效果，苦心經營而得來的貌似拙樸硬澀的文本，才是這種效果的保證。當然，歐、梅也十分傾慕陶、韋的風格，并曾刻意模擬。但陶、韋詩那種含蓄的情韻，在梅堯臣一類“古淡”“古硬”的詩里卻被優(yōu)悠涵詠的意緒所替代了。如慶歷二年所作的《發(fā)丹陽后寄徐元輿》：
別君忽五年，相望非一日。會合如夢寐，欣喜對形質。是時春已仲，臨水柳未密。載酒相與游，輕舠劣容膝。禪扃竹下過，乳井松間出。烹茶覺暫醒，岸幘情彌逸。興闌乘月歸，及旦解行繂。離懷更宿酲，遠想都如失。
全詩寫詩人和友人久別得以短聚、短聚又倏然分開，主題是離懷。“禪扃”四句在全詩散緩的調子中凸顯出精思結撰，韻腳上也露出一些澀硬的痕跡。吟至終篇，方品味出不盡之意。這種在平實、平淡中間出硬朗，卻又不失優(yōu)游涵詠之意味的風格，是宋詩審美特征相當突出的方面。
嘉祐六年，即梅堯臣死去的第二年，歐陽修作《梅圣俞墓志銘》，在序中，對梅詩風格的發(fā)展進行了全面的品評，其略云：
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剝以出怪巧，然氣完力余，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圣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fā)于詩，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宋史》文苑傳稱梅堯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本于歐說。這段品評對梅詩發(fā)展的把握是頗為準確的。梅堯臣的詩風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演變過程。他在錢、謝幕府時，獨為古歌詩于西昆詩風盛行之際，其創(chuàng)作始學韋蘇州，平淡清麗，如早年寫的《寒食前一月陪希深遠游大字院》《游龍門自潛溪過寶應精舍》等。后來，古詩學韓愈、孟郊諸人，在深遠閑淡中間出怪巧排戛，如《觀博陽山火》《冬雷》《和蔡仲謀苦熱》等。但梅堯臣在創(chuàng)作中多次提到《詩經》《楚辭》、嵇、阮、陶、謝、鮑、庾以及盛唐詩人李、杜等，可見他取法的對象是相當廣泛的，而且標準很高。這就超越了宋初諸人拘謹的學古態(tài)度，可謂是宋詩大家們遍參眾體的先聲。梅詩從清麗平淡到深遠，再到琢剝怪巧的出現和“氣完力余，益老以勁”的成熟，可以看作是其“古硬”、“古淡”風格逐漸深化的創(chuàng)作路徑。
二
每一代的詩學包括其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創(chuàng)作思想以及理論批評等方面的內容，北宋詩學亦不例外。但北宋詩學顯然比較注重面向作家、作品的實際批評，這種批評既包括藝術審美方面，也包括社會功用方面。而且這種批評往往又帶有某種理論色彩。歐陽修對梅堯臣詩的品評便具有這種特點，他對梅詩的解釋和理解不僅呈現了北宋詩學的一些重要內容，而且也觸及了北宋詩學發(fā)生的主要歷史淵源。
歐、梅等人革新詩歌的指導思想是風雅詩教，但他們不象激進的古文家和后來的理學家那樣一味去鼓吹綱常教化，而是十分看重詩歌藝術的審美內涵，卻不流于唯美。他們的“比興”觀念指情興為現實的物與事所激發(fā)。梅堯臣講“因事有所激，應物興以通”[8]很可能是用來批評西昆詩人溺于文字的弊??；他也不屑于某些苦吟派詩人的閉門造車：“安取唐季二三子，區(qū)區(qū)物象磨窮年”。[9]在學古的路徑上，他們跟宋初諸體的詩人就不大相同，他們是度越晚唐而溯源到中唐、盛唐甚至六朝的。他們欽羨魏晉人物玄遠的人生態(tài)度，認同“李杜豪放之格”，[10]或者李的“豪逸”和杜的“精強”，梅堯臣曾說：“有唐文最盛，韓伏甫與白，甫白無不包，甄陶咸所索”。[11]不過，歐、梅的詩歌革新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跟中唐最有契合處。在創(chuàng)作上，中唐尤其是元和詩壇之唐詩體變是后來唐宋詩之變的導源，其中韓孟詩派對歐、梅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影響甚深。在理論上，中唐皎然的詩學思想以及韓孟詩派的創(chuàng)作觀念也清楚地在歐、梅詩學思想里烙著印跡。
宋人對元和文壇的傾慕，早見諸姚鉉的《唐文粹》序里。姚鉉的選文宗旨是“止以古雅為命，不以雕琢為工，故侈言蔓辭，率皆不取”。他贊嘆說：“世謂貞元、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此為宋初詩文革新側目元和之濫觴。后來，梅堯臣將洛陽文人集團的文學活動跟元和之盛相比附，稱“謝公唱西都，予預歐、尹觀，乃復元和盛，一變將為難。”[12]他評詩亦以元和為榜樣，如“重見元和風，珠玉敵海舶”、[13]“豈特元和間，咳唾成珠玉”[14]等。而王曙贊嘆梅詩是“二百年來，無此作矣”，[15]“二百年來”不唯泛言杜甫以降，指的亦是元和、長慶以來。可見，當時的詩歌革新思潮里有一種踵接元和的意識。
之所以如此，我以為有兩個重要原因：許學夷講“元和諸公，所長正在于變”。[16]李肇講“元和之風尚怪”，[17]“怪”其實是喜“變”的反映，他們歸納的元和詩壇各式各樣的風格，都是元和時代唐詩之變的代表，是古典詩歌發(fā)展的一個必然走向，唐宋詩之變是這個走向的完成。另外一個原因跟唐宋古文運動的延續(xù)性分不開，前引姚鉉《唐文粹序》表明，元和文人大多詩文俱善，并汲汲于古文，他們既注重詩的教化作用，又對詩歌自身藝術特征進行過深入探討，其詩學的成就和文學革新（包括語言形式和思想內容兩方面的革新）的精神自然為宋初詩文革新諸人所認同。其中，韓愈的影響尤大。
梅堯臣《依韻和王平甫見寄》曾對韓愈詩文風格做出過淋漓盡致的描繪，并以之為元和新變之首：“文章革浮澆，近世無如韓。健筆走霹靂，龍蛇奮潛蟠，飏風何端倪，鼓蕩巨浸瀾，明珠及百怪，容畜知曠寬。其后漸衰微，余襲猶未殫。”可見其體會涵詠之深。歐陽修在《梅圣俞墓志銘》序里所言恰好見出韓愈影響的漸增，“琢剝以出怪巧”以及“氣完力余，益老以勁”諸語，指出了梅詩里奇險怪變成分的增加[18]及其創(chuàng)作中注重骨力“氣格”的特點。歐陽修在明道元年《書梅圣俞稿后》里所講的“然其體長于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tài)百出”那段話，跟《六一詩話》評韓愈“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tài)，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之語相比照，便有某種相似性。這表明，盡管學韓只是成就梅詩的一個途徑，但在歐陽修看來，在深切地抒敘人情，摹寫物態(tài)，和恣肆變怪以感發(fā)人意等方面，梅詩在某種程度上承襲了韓詩的余續(xù)。
事實上，將上述學韓方面歸納起來，所謂承襲余續(xù)，不妨看作是北宋諸人所言韓愈“以文為詩”的表現手法在梅詩創(chuàng)作上的體現，這是宋初詩歌革新里一個十分突出的方面，對宋詩創(chuàng)作特點和風格表現的形成影響甚大，梅詩的發(fā)端意義正如葉燮《原詩》所說：“自梅、蘇盡變昆體，獨倡生新，必辭盡于言，言盡于意。發(fā)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p>
歐陽修“古淡”之說雖曾受到梅堯臣的指點，但“古淡”之謂是淵源有自的。韓愈《醉贈張秘書詩》云：“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敝笍埳米鞴艠犯?，風格平易古雅，迥出時人。王禹偁《酬種放征君一百韻》云：“繁花遠容綺，錚 美金錯，古澹啜鉶羹，大雅鏗木鐸。千言距百韻，旨趣何綽綽。”指種放遠離塵囂，詩風不施鉛華，喜鋪敘，旨趣深。蘇舜欽《詩僧則暉求詩》云：“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贝颂帯肮诺迸c“浮囂”相對，指古雅、醇淡和平實的風格。這些“古淡”所概括的詩歌并不是陶、韋、王、孟的，而是指風格近古并與雅頌相關的作品。歐陽修以“古淡”論詩的意旨跟他《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里“辭嚴意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的評文之語，顯然有一定的對應關系，它側重于梅詩的古雅平實而有意味的風格特點。另一方面，“古淡”風格的造成，亦如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所說的那樣：“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是一種意匠經營之后的妥帖，一種有“作用”的“平淡”。此時，“古淡”亦牽涉到一種創(chuàng)作思想，后來，黃庭堅《跋雷太簡梅圣俞詩》謂梅詩“得意處”是“用字穩(wěn)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芍^神會之語。
“古淡”里“平淡、“平實”的風格論和注重“經營”的技巧論是統一的，這跟中唐以降古代詩學兼重“自然”和“作用”的思想密切相關。皎然就是這種統一論的代表，他以空門“中道”觀念來觀照詩歌創(chuàng)作，既反對過于拘忌聲病用事，亦不滿“不要苦思”的“率易”之風，而這二者正是自然論和技巧論的流弊。皎然在《詩式》里主張“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兼重詩之“作用”和“神授”。梅堯臣在跟一些詩僧唱和的詩里提到過皎然，如《僧可真東歸因謁范蘇州》云：“誰愛杼山句，使君應姓韋。”以皎然見知于韋應物來比可真、范仲淹之交?！洞雾嵑烷L吉上人淮甸相遇》云：“自言東越來，篋中多好詩，文字皆妥帖，業(yè)術無傾欹，清氣散人脾，語妙見情性，說之聊解頤，始推杼山學，得非素所師，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杼山學”即皎然詩學，“此固有深趣，吾心久已知”之語，見出梅堯臣對皎然詩學用心之深。
實際上，梅堯臣的許多詩學思想都明顯承續(xù)皎然，如《依韻解中道如晦調》云：“險句孰敢抗，似入虎穴探?！别ㄈ徽撊【稠殹爸岭y至險”，不廢苦思，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喻。梅堯臣論詩講“神與晤”“玄悟”和“語妙見情性”，跟皎然所說“神授”“神詣”“意冥”，以及評謝靈運“但見性情，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的思想比較接近。至于《六一詩話》引梅堯臣論詩名言：“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跟皎然所言“至近而意遠”“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旨冥句中”“情在言外”亦相仿佛，都涉及到審美意境中形與神、言與意的辯證關系。而皎然所謂“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攬之，何異文侯聽古樂哉！”其意頗通于“古淡有真味”之謂。梅堯臣論詩似于皎然跟他遍交詩僧切磋詩藝有很大關系。
當然，在詩的功用論上二人頗為不同，皎然認為齊梁詩只是“體變”“格弱”而非“道喪”，并以盧藏用所言“道喪五百年而得陳君”為過情之論。梅堯臣則汲汲于“古道”，強調風雅詩教里的教化倫理內容，他很推崇陳子昂的《感遇詩》：“嘗觀陳伯玉，《感遇》三十篇，矯矯追古道，粲然同星懸。”[19]這表明，以歐、梅為代表的宋初詩文革新中的詩學思想雖然從中唐以來詩學思想里繼承了不少審美理論和形式技巧觀念，但他們的思想卻帶有宋初文化于復古中求革新的普遍內容：以古道反對時弊。因而他們的詩學思想亦希圖綜合前人，以求新創(chuàng)。這種綜合不僅要求自然論和技巧論的統一，而且要求重社會功用目的和重藝術審美特征的統一，宋人優(yōu)悠其間，亦跌蹉著其間。這是北宋詩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典型特征。
與“古淡”相聯系的“平?！备拍?，除了指創(chuàng)作上大巧若拙外，主要還是對一種意境風格的描繪，如歐陽修評梅堯臣早期詩是“閑肆平淡”，梅堯臣評林逋詩是“平澹邃美”。[20]如果我們聯系梅詩初學韋應物，五律學王、孟；林逋趣尚淡泊，寄情山水，“平淡”跟司空圖評王、韋時所講的“趣味澄敻”“澄淡”在對意境的體認上還是有一些共同點的，而且司空圖所言“目擊可圖”“直致”“近而不浮，遠而不盡”、“韻外之致”等，也確實是上承皎然和劉禹錫，下引歐、梅即目寫景、寄意言外的思想。
但有一點值得注意，梅堯臣所言“平淡”多與陶淵明有關，其《答中道小疾見寄》云：“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聲。方聞理平淡，昏曉在淵明。”《寄宋次道中道》云：“中作淵明詩，平淡可擬倫?！碧赵姷摹捌降备?、韋的“澄淡”是有所區(qū)別的。梅堯臣看重的是陶詩語雖質直，卻有理致，意味幽深，其風格如蘇軾所言是“散緩”中有“奇趣”。因而歐、梅更注意涵詠性情與平淡的關系，“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更注重“平淡”所可見出的主體的“趣尚博遠”[21]或“趣遠之心”。[22]這顯然與宋代詩人觀物致思方式中注重內省的傾向有直接關系。
三
歐陽修對梅堯臣詩的品評，如果從明道元年算到嘉祐六年，有三十余年。這段時期是梅詩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期，亦是北宋詩學的發(fā)韌期。這三十余年正處于北宋仁宗朝，仁宗朝是北宋復古意識和變革意識糾結興替的發(fā)展期，從慶歷新政到嘉祐取士，一種新的自覺精神在士大夫階層醞釀而出，詩文革新亦隨之走向高潮。詩歌創(chuàng)作從浮艷雕摘和淺俗鄙俚的弊陋轉向古雅平實和創(chuàng)意造言，逐漸產生出宋詩的新變。歐陽修對梅堯臣詩的品評比較早地解釋了這一新變，揭示了這一詩體新變的某些重要歷史淵源，闡發(fā)了北宋詩學發(fā)展中的一些核心性思想。
就詩學發(fā)生的思想背景而言，這個時期，“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23]融粹儒釋道三教而生新的道學尚未興起，但以儒為主，兼修佛老的精神氣質在士大夫身上是普遍的。歐以“醇儒”命世，排擊佛老，“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24]但他有時對道教的態(tài)度卻很和緩，歐集里留有養(yǎng)丹砂以祛病強身的文字，[25]表明其精神世界的復雜性。梅堯臣雖家世儒業(yè)，卻追慕魏晉人物，當下逃禪，心系老莊“淡泊”之道。[26]這種人生理想的綜合色彩給他們的審美理想帶來了復雜的面目。表現在詩學內容的構成上，他們既重詩教詩用，亦重詩藝詩美；表現在對舊有概念和命題的解釋上，則往往輾轉出新義，比如“淡”的思想里便融合著儒家古雅之“淡”，道家道教淡泊之“淡”，禪宗空靜絕塵之“淡”的意思，體現出了一種新的審美趣味。
注釋：
[1]四部叢刊本《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
[2]與劉克莊同時的嚴羽在《滄浪詩話詩體》拈出“通前后而言之”的“本朝體”?！对娫u》又稱“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本朝詩”、“本朝體”皆指后世所謂“宋詩”。
[3]《詩源辯體》后集卷一。
[4]《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xù)集》卷三十二。
[5]《宋詩鈔小畜集鈔》小引。
[6]參見《六一詩話》“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條。
[7]《過高臺攜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宋詩鈔文公集鈔》。
[8]《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全宋詩》卷二四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
[9]《答裴送序意》，《全宋詩》卷二四六。
[10]《六一詩話》“唐之晚年”條。
[11]《還吳長文舍人詩卷》，《全宋詩》卷二五七。
[12]《依韻和王平甫見寄》，同上。
[13]同[11]。
[14]《讀毛秘校新詩》，《全宋詩》卷二五五。
[15]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叢書集成初編本。
[16]《詩源辯體》卷二十四。
[17]《唐國史補》卷下。
[18]這種“怪巧”、“奇巧”的創(chuàng)作傾向在宋詩發(fā)展中一直存在著，許學夷在《詩源辯體》里比較梅堯臣和黃庭堅的“奇變”、“怪癖”，以為“圣俞怪惡，實為魯直先倡，乃是變中之變”?？蓚湟徽f。
[19]《回陳郎中詩集》，《全宋詩》卷二四四。
[20]《林和靖先生詩集序》，四部叢刊本《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
[21]《林和靖先生詩集序》，四部叢刊本《宛陵先生集》卷第六十。
[22]歐陽修《試筆鑒畫》，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
[23]全祖望《慶歷五先生書院記》四部叢刊本《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24]《答李翊第二書》，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
[25]歐詩《贈無為軍李道士二首》、《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等流露出一定程度的道教思想。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八曾說歐陽修亦為“綜貫道書者”，頗有道理。
[26]《依韻和邵不疑以雨止烹茶觀畫所琴之會》有“淡泊全精神，老氏吾將師”之語。又《正仲見贈依韻和答》云：“恥游公相門，甘自守恬淡”。
（本文源自《社會科學戰(zhàn)線》(長春)1997年第2期，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