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彪
第1199期
（本文原載《宣城歷史文化研究》2022年第3期）
按籍貫或出生地論，我不能算是績溪人，但從幼兒園開始，直至高中畢業(yè)應征入伍，我在那個不大的地方生活了十三四年，跟著同學們練就了一口還算地道的本地話，最持久、最深刻的少時記憶大多來自績溪。雖然離開四十多年了，績溪話卻從未忘記，這主要得益于這些年無論在哪里落腳，都能遇到績溪人，我喜歡與他們交流，愿意聽他們的故事。
1987年11月從南京調往太原，2003年11月離開太原調至武漢，在這16年間，我和生活在太原的幾位績溪人時有接觸。
績溪邵氏叔侄仨
初到太原時，在某集團軍通信團服役，部隊駐地位于太原城南一片坡地上，往坡下步行十多分鐘，有一個23路公交車站，車站附近聚焦著好幾家工廠。因相距很近的緣故，這幾個廠子與我們部隊關系比較密切，有些女工還成了軍嫂。某日，聽一位軍嫂說起燈泡廠生產科長叫邵名震，是安徽績溪人，我立即抽空跑到燈泡廠辦公樓里找到他，他先是一臉驚訝，隨后一臉驚喜，幾句對話下來，就有了相見恨晚的感覺。
邵名震生于1941年，大我二十來歲，但這并不妨礙我們交往。我和愛人經常散著步就到了他家，也由此認識了他妻子和女兒，有時還會在他家吃飯。邵名震燒得一手好菜，據(jù)他說，這手藝來自正宗徽菜館。他們一家三口有時也會走上大坡，到我家里坐坐，那段時間互相走動比較頻繁。后來我調到了集團軍軍部工作，離他住的地方遠了，來往少了一些，但時不時會通過電話聯(lián)系，他們夫妻倆也到我的新住處來過。
在與邵名震的交往中，得知他有一個親弟弟和一個堂叔也在太原，他說找時間帶我見見他們。
早早地約好一個休息日，邵名震要帶我去他弟弟家，因為定好這天他們家要做“包”做“馃”打“點心”。他弟弟叫邵名川，生于1948年，當時在太原煤炭研究分院工作。進得邵名川家，他們夫妻和兩個兒子都講績溪話，邵名川的妻子招呼我們品嘗她忙了一上午做成的績溪小吃，恍惚間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在離績溪上千公里的太原城?！鞍薄梆煛焙汀包c心”，是績溪人家特有的待客食物，從前還飽含妻子對遠在他鄉(xiāng)謀生的丈夫一片思念之情。今天，在外的績溪人也不僅僅把這些當成食物，更是思鄉(xiāng)之情的寄托，是家人團聚的美好期盼。席間，邵名川的大兒子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冰箱醫(yī)院”，當時我還不太理解，后來才知道是專業(yè)修理冰箱的門店，那個年代能修理冰箱，應該算是高科技活了。
邵之英（前排左一）、邵名震（后排左一）與上海飯店員工合影
又有一天，邵名震帶我去見了邵之英。邵之英生于1937年，他的父親與邵名震、邵名川兄弟倆的爺爺是親兄弟，雖然只比邵名震大四歲，但輩分大，看得出邵名震對邵之英很是尊重，一口一個“之英叔”。邵之英在位于太原市鐘樓街的“上海飯店”任經理，那天中午，他就是在“上海飯店”請我們吃的飯，聊天中，話題難免涉及到“上海飯店”的一些情況。其實之前我一直有個疑問，這叔侄三人是怎么從績溪來到太原的，而且一呆就是幾十年，雖然與邵名震交流中，也零零星星地了解到一些，但沒形成一個清晰完整的線條，那天從邵之英的講述和邵名震的補充中，我才知道這叔侄三人來到太原，是跟眼前這座“上海飯店”密切關聯(lián)的。
太原遷來徽菜館
位于太原傳統(tǒng)繁華地帶鐘樓街上的“上海飯店”，本是績溪人在上海開的一家徽菜館，原名鴻運樓，1956年9、10月間，這個徽菜館所有員工，包括廚具餐具、桌椅板凳甚至笤帚、撮箕全部遷移至太原，“上海飯店”最初那些年保留著徽菜特色，很受支持內地建設的南方人及部分當?shù)厝藲g迎。
民國早期的上海鴻運樓及老發(fā)票
說到鴻運樓搬遷至太原，不得不提起邵之林，他是績溪伏嶺下村人。邵之林14歲到叔父邵在雄開辦的上海民樂園菜館當小先生，3年后升為寫堂簿，后來到東南樓菜館任過帳房，在鴻運樓當過經理，成為當時滬上徽館最年輕的老板。上世紀三十年代后，邵之林與人合股開設大中華菜館、聯(lián)手創(chuàng)辦大全福菜館、合資開辦大嘉福菜館，任經理或董事長，做得是風生水起。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與同鄉(xiāng)人購下丹鳳樓股份，改名大富貴菜館并親任董事長，該店在上海至今仍存在，成為享譽百數(shù)十年的老徽館。他還任過徽館業(yè)同業(yè)公會會長、老上海的蓬萊區(qū)酒菜業(yè)同業(yè)公會主任。1956年秋，為支持內地城市建設，在國家統(tǒng)一部署下，上海的海華樓、大中華、鴻運樓和大新樓四家徽菜館，分別遷往鄭州、蘭州、太原、洛陽等西北大城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邵之林響應政府號召，放下在上海的事業(yè)，帶著鴻運樓原班人馬遷至太原。
邵之英岀生上海，并在上海讀到小學三年級，其父邵在雄1946年因腦溢血病逝，家境逐漸衰落，寡母不得已帶著五子一女回到績溪伏嶺下村。受過叔父邵在雄關照的邵之林，1953年回鄉(xiāng)探親，不忍叔父一家如此貧寒，就把邵之英帶到上海鴻運樓柜臺上當小先生，并于1956年隨店遷至太原。邵之英績溪話沒問題，上海話講得也好，個子不高，但很能干，改革開放后擢升“上海飯店”經理一職。他雖沒上過幾年學，卻寫得一手好字，太原“上海飯店”牌匾就是他提寫的，從小在商場打拼的邵之英，對財經股市有著特殊的敏感和獨到見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證券報刊常登載他的文章。
太原“上海飯店”
邵名震到太原來的過程與邵之英不大一樣。當初他父親邵之林帶鴻運樓內遷太原時，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在老家務農的兒子邵名震帶到太原，解決戶口和工作問題，于是當時15歲的邵名震就到了太原“上海飯店”柜臺當小先生，1958年8月調入太原市電線燈泡廠上班，后電線停產，工廠改稱太原燈泡廠。邵名震在這里從普通工人一直干到生產科長，直至2001年60歲退休。
邵名川是在父親邵之林退休后，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頂替工作到的太原，當時在老家務農的邵名川已結婚成家育有兩子，他先是在“上海飯店”學廚藝，每月拿25元學徒工資。當時“上海飯店”員工每月需交九元伙食費，他自己又要吸煙，每月還要往老家寄十元錢供養(yǎng)妻兒三人，這樣熬了幾年，才把妻兒三人戶口遷來太原。但“上海飯店”沒房子給這一家四口住，只好又想辦法調到太原煤炭研究分院食堂和招待所當廚師，直至60歲退休。
獨遷徽館為哪般
績溪人在上海開徽菜館曾經有過極為輝煌的歷史，多時達136家。新中國成立初尚有30余家，1956年公私合營完成后還剩10家，1956年安排四家徽菜館遷往內地，這樣一來，徽菜館在上海就剩下不多的幾家了。為何獨獨把徽菜館往內地遷，而不遷上海本幫菜館呢？
有一種比較正式的說法是，上海本地人開的菜館，員工都是拖兒帶女，搬遷起來難度太大，當?shù)匕仓靡埠芾щy。而績溪人開的徽菜館就不同了，員工大多是績溪人，老員工孤身一人在外打拼，家眷在老家，小員工是“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男娃，沒有家眷拖累，所以搬遷起來容易得多。
邵之英（左）、邵名震（中）與同鄉(xiāng)師兄唐昭伯（右）合影
邵家叔侄仨，就是因為徽菜館的搬遷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前面說到，邵之英和邵名震剛進入徽菜館時，都當過“小先生”，這是徽菜館的一個崗位，其實就是柜臺上最底層的學徒。績溪以前旅外菜館業(yè)是一種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一般規(guī)?；震^，都有比較固定的組織架構，領導層是董事會，內設董事長、副董事長，董事1至10人，有經理、副經理、協(xié)理2至3人。董事會之下主要有三個部門，一是柜臺，有管帳先生1人，寫堂簿1至2人，小先生2至3人；二是餐廳，有正堂1至3人、堂館5至10人，幫堂1人，寫臺簿1人；三是廚房，小席師傅1至2人，副刀1人，三刀1人，二爐1人，沖鍋1人，冷墩師傅1至2人，點心師傅1至3人，下手5至10人，洗碗1至3人。
一爿徽館，少則十余人，多的有百來人。鴻運樓搬至太原時，就有近40名績溪籍員工一同遷往。當時太原去上海接洽搬遷事宜的市飲食公司科長陳良，又在上海大餅油條攤上招了五名小青年作為廚房下手，隨鴻運樓一同遷往太原。
以前徽菜館用人，是一種舊式沾親帶故的機制，如邵在雄把侄子邵之林帶出來，邵之林又把堂弟邵之英帶出來。經理一般是本家長輩或兄長，員工是親戚關系，都很聽招呼，而且沒有家眷拖累，這樣的菜館，自然成了當時完成搬遷這個政治任務的最佳選擇。
雖說是親戚關系，但也是有競爭的。員工十三四歲進店學徒，三年期滿，量材錄用，然后優(yōu)勝劣汰。勝者步步升遷，徽館中大凡當上經理的，大多是業(yè)務上出色的骨干，不僅掌握精湛的烹飪技藝，而且深諳菜館業(yè)經營之道，邵之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劣者就會吃“茴香豆腐干"?！败钕恪敝C音“回鄉(xiāng)”，就是被打發(fā)回老家了。
時過境遷，入鄉(xiāng)隨俗，以前徽菜館那些舊式的管理體系和用人方式慢慢廢除了。等到邵名川1975年進入太原“上海飯店”，已經沒有了“小先生”這種崗位。當然了，隨著績溪老員工逐漸退出，這家太原“上海飯店”，不僅沒了徽菜之名，更沒有徽菜之實了。
山西老漢伏嶺腔
邵之英、邵名震兩人今年分別是85歲和81歲，他們在太原度過了56個春秋，年輕些的邵名川74歲，在太原也生活了47個年頭。他們在這三晉大地上，經西北風雕琢、受汾河水滋養(yǎng)、被老陳醋浸泡，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山西老漢。只有當他們操著標準績溪口音與家鄉(xiāng)人對話時，你才會想起他們都是績溪人。
不過他們講績溪話也是有規(guī)矩的。邵之英妻子文寶香是山西孝義人，生有兩兒兩女，他們都不會講績溪話；邵名震妻子劉同生原籍北京，育有一個女兒，母女倆也不會績溪話，所以不論是邵之英到邵名震家，或是邵名震到邵之英家，只要有家人在場，他們都不以績溪話交流，講的是太原口音的普通話。即使打電話也是這樣，除非沒有家人在旁邊時，他們才會不約而同地以績溪話交流，我想這可能是出于尊重吧。只有邵之英和邵名震到邵名川家時，才可以無所顧忌地講績溪話，因為邵名川夫妻平時就以績溪話交流，他們的兩個兒子到老兩口這里來，也習慣講績溪話。
邵之林（前）與邵名川（后左）、邵名真（后右）合影
他們叔侄仨的績溪話，與我掌握的績溪話略有不同，他們的口音頑強地保留著伏嶺腔?？兿源蠡丈綖榻?，大致區(qū)分為嶺北話和嶺南話，嶺北話響亮悅耳，婉轉優(yōu)美，文化巨匠胡適先生祖籍地績溪上莊，講的是嶺北話；嶺南話音調清脆悠揚，相對大氣磅礴一些，“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院士祖籍地績溪仁里，講的是嶺南話?？兿菂^(qū)與伏嶺雖同處嶺南，相距也就二十來公里，但口音還是有區(qū)別的。比如城區(qū)把“二”讀作“ai”音，伏嶺發(fā)“en”音;城區(qū)“西”讀“si”,伏嶺發(fā)“sei”音。
伏嶺是徽菜之鄉(xiāng)、徽廚之鄉(xiāng)。據(jù)載，從清乾隆年間至新中國成立前，伏嶺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在外當廚師或在徽菜館謀生，伏嶺下村解放初期不到500戶人家，在外開設的徽菜館竟達100多家，甚至還開到了國外。我大膽猜測，績溪50%以上的徽廚應該出自伏嶺及附近周邊，而且以邵氏家族人員居多，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在外地只要遇到有一把年紀的績溪伏嶺邵姓人，不用問，十之八九是做餐飲業(yè)的。隨著伏嶺人開設的徽菜館在各地生根，伏嶺腔的績溪話也傳遍全國，傳至海外。
家中老人在世時，他們會?；乩霞铱纯?，只是那時交通實在不方便。往南邊走，只有一趟太原至上海的火車，一般經二十小時在南京站下車，到中華門火車站乘往鷹潭方向的火車，經七個多小時到達績溪站，再從績溪搭車至伏嶺下村；或乘這趟火車經十七小時在蚌埠站下，轉火車到合肥，再從合肥乘汽車或火車到績溪，中間還要在蕪湖上汽車或火車輪渡過長江。不論怎么走，都需要兩天兩夜時間。現(xiàn)在交通倒是方便了，只是他們已經跑不動了。所有的鄉(xiāng)情、鄉(xiāng)愁，都沉淀在那藏于記憶深處的伏嶺腔里。
結尾幾句題外話
我2003年11月因工作調動離開太原到武漢，至今小二十年了，這期間利用去太原的機會拜訪過一次邵名震，余下只是斷斷續(xù)續(xù)的電話聯(lián)系，有時也通過邵名震的女兒了解一些情況。今年2月，邵名震給我打來電話，說他正在學習使用智能手機，到了7月初，我們就加上了微信。我怕他年紀大了寫字太吃力，教會他在微信上一條一條地發(fā)語音，這樣既輕松快捷，又省時省力。
早想把太原這幾位績溪人的故事寫一寫，苦于掌握材料太少，一直動不了筆，自從與邵名震加了微信，我想了解什么，他就一條一條語音給我發(fā)過來，當我感覺已經不缺材料，需要對材料進行裁剪拼接的時候，腦子里就已經勾勒出這篇文章的初步模樣了。
裝飾一新的上海飯店
2021年9月，幾經沉浮的“上海飯店”裝飾一新又重新開業(yè)了，對太原的年輕市民來說，“上海飯店”這個名字或許沒太多印象，但對于上了年紀的“老太原”，“上海飯店”簡直如雷貫耳。作為當時與林香齋、晉陽飯店齊名的“太原市三大飯店”之一，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如能在那里面吃頓飯，是可以在親戚朋友跟前顯擺好幾天的。
曾任“上海飯店”經理的邵之英，在重新開業(yè)那天接受了記者采訪，說了一番喜慶而又應景的話，但他心里其實很明白，現(xiàn)在這個“上海飯店”早已物是人非，隨著來自績溪的員工散去，這里早已沒有了徽菜味道。
邵之林（前）與五兒女合影，左二邵名川，右二邵名震
除了邵氏叔侄三人，那時的太原還有邵培美、邵增慶、唐昭伯等績溪籍人士，為方便敘述，我以邵氏叔侄三人為主線寫下這篇文章，就是想記錄那個年代、那些績溪人跟隨徽菜館走南闖北的經歷，他們無論是輝煌還是平淡，都是吃了不少苦的，他們堅忍不拔的“徽駱駝”“績溪牛”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每一道徽菜都是一段鮮活的歷史，每一個離鄉(xiāng)績溪人都有一段生動的故事，那段歷史其實并不遙遠，不應該象大雪覆蓋“徽杭古道”，掩沒一切印跡。
邵名震在電話里告訴我，等把幾件事情完成，他就回績溪伏嶺下，不再出來了……
（作者系皖南人，現(xiàn)居武漢，文史愛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