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宣州官窯” 蘭婷鉆創(chuàng)作“宣州瓷”
在中國陶瓷史上，許多古瓷窯一直是個謎，如哥窯、官窯、汝窯、柴窯、宣州窯等等。其中關于宣州窯的有無、窯址位置、燒制時代、產品的種類、釉色及用途諸方面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更是迷霧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學者藍浦在《景德鎮(zhèn)陶錄》一書中記載：“宣州窯，元明燒造，土埴質頗薄，色白”，認定宣州窯燒制的是質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國學者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一書中述為：“元有浮梁磁局，專掌景德鎮(zhèn)瓷器，世稱為樞府窯。而民間所造者，則有宣州、臨州、南豐諸窯，然其成績不能超過兩宋也”，認為宣州窯是元代民窯。而民國時期的陶瓷學者黃矞在《瓷史》一書中卻認為：“宣州瓷窯，為南唐所燒造，以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據(jù)是，“邑人有劉慶者，昔從軍至寧國南陵縣，掘壕溝，發(fā)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號磚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斂，作平坦勢，唇緣外倚，無釉，底頑實，足亦糙，內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紋如毛，近足處釉乳紺黑，若浮試以漆，蒼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瑩欲透。南陵古宣州域?！秉S矞以南陵縣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論宣州窯為南唐時期供御的宮窯。1950年，南京博物院發(fā)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兩墓中均出土有白資碗形器，形制為“上肆而下斂，作平坦勢，”葵瓣形口，釉色白帶灰或卵青色。發(fā)掘者在《南唐二陵發(fā)掘報告》中分析認為，“宣州窯燒造的瓷器，黃甭看見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鴨蛋青’，鴨蛋青微帶灰色，我們認為還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貞對宣州窯有過這樣一句描寫：‘瀉向宣州雪白瓷，’這就說明宣州窯燒造的是白瓷了。”發(fā)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與黃矞所見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為據(jù)，“揣測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窯的產品。”
1955年秋，考古學者在繁昌縣柯家村發(fā)現(xiàn)了一處規(guī)模較大的影青瓷窯址，安徽省考古隊于1958年對該窯址進行了試掘。發(fā)現(xiàn)燒造的產品種類有碗、盞、盤、碟、杯、盂、盆、壺、瓶、盒、罐、爐等，表明該窯始燒于五代，興盛于北宋，衰敗于南宋。張道宏先生在《試掘繁昌瓷窯址》報告中認為，“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與宣州窯有關?！?979年，安徽省博物館又對該窯址再次進行了試掘，未正式發(fā)表試掘報告。1982年，有同志根據(jù)上述意見，把柯家村窯正式列為宣州窯作為安徽省重要名勝古跡之一收錄于《中國名勝詞典》。稍后，楊鐸成、康詩緯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畫報》上以“寧國紫砂開新葩”為題撰文報道，“在歷史上，我國的陶瓷著稱于世，曾出現(xiàn)過許多名窯，位于我省寧國縣株木店一帶的宣州窯就是其中之一。”經調查，株木店現(xiàn)為寧國縣陶瓷廠所在地，確有一處大面積的古窯址，發(fā)現(xiàn)有明清時期的罐、壺、缽、缸等遺物。1984—1985年，李廣寧先生在涇縣琴溪、窯頭嶺一帶發(fā)現(xiàn)了規(guī)模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時期的青瓷窯址，主要遺物有碗、盞、盤、注子、壺、缽、輪盤、硯和窯具等，在琴溪鄉(xiāng)施窯村的虎容山坡堆積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窯具標本，在窯頭嶺發(fā)現(xiàn)有燒造細白瓷的窯址，認定此即宣州窯，“在盛產宣紙、宣筆的涇縣出現(xiàn)一個宣州瓷窯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廣寧、董家驥《皖南瓷器考古的幾點思索》)。
1986年總第6期《安徽文博》發(fā)表了安徽省博物館王業(yè)友先生撰寫的《試談有關宣州窯問題》一文，王文以文獻資料為據(jù)，結合考古資料分析，例舉并否定了上述各種觀點，提出了“宣州窯是明代的瓷窯”，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歲貢官瓶”的記載判定宣州窯“是具有官窯性質的”，窯址尚待發(fā)現(xiàn)，其燒造產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測肖縣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帶有“宣窯”款的青花盤是宣州窯瓷器。
我國著名的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曾于1973年將宣州窯歸諸尚待發(fā)現(xiàn)的窯址之一，當他于1987年看到涇縣琴溪窯的青瓷標本時，也認為是宣州窯的早期標本。
上述各家之說莫衷一是，盡管各有一定道理，對宣州窯的研究見仁見智，不無裨益，但均存在著證據(jù)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們在蕪湖縣花橋鄉(xiāng)東門渡古窯址的調查中，發(fā)現(xiàn)刻印有“宣州官窯”字樣的青黃釉罐底殘件，才使得宣州窯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們有可能撥開團團迷霧，去探索困擾人們多年的有關宣州窯迷案的秘密。
蕪湖縣東門渡窯址是我們在1985年春季開展文物普查時發(fā)現(xiàn)的，當時因見遺物質地粗糙，未引起重視，僅認為是宋代一般民窯，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筆者曾以“蕪湖縣發(fā)現(xiàn)宋代古窯址”為題在《安徽文物工作》總第1期予以報道。幾年來，我們多次調查，認識不斷豐富。調查表明，該窯址為一群窯，范圍包括小山、營盤山、康王山、蛤蟆地、窯頭山、小竹園等6處，總面積達20萬平方米。窯址上幾乎隨處可見陶瓷片堆積，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積厚達10余米。遺物主要有容器、動物造型、窯具、砂質碾槽、陶樓、蓮花缽、舀子等，此外還發(fā)現(xiàn)北宋銅錢，在康王山腳下的東門渡糧站發(fā)現(xiàn)半截雕刻有陰文“元祐六年(1091)”字樣的青石條，其中“元”字的兩橫已殘缺。尤為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了二十多件刻有“宣州官窯”陰文楷書戳記的罐底殘件。戳記位于腹壁近底處，外套長方框線，長5.8厘米，寬1.5厘米。在一些匣缽及窯柱上發(fā)現(xiàn)刻劃有陰文楷書、行書、草書文字20余種，如施、章、黃、高、韋、喻、黃旬、高岫、費升、姚七、吳廿二、西包、惠記、 囗、 襅、峴、工、又罕、囗維、佛家平囗”等，文字內容涉及窯工姓氏、數(shù)目、吉語等方面。遺物胎質粗糙堅硬，叩之鏗然，胎色分青灰，灰黑、鐵紅幾種，釉色有青灰、青黃、姜黃、醬黃、青黑、黑色幾種，色澤不純。多施半釉，下腹普遍有流掛現(xiàn)象。
從窯址的分布及燒造時代來看，該窯場有著明顯的分工，不同的地點燒造的器物各有不同。如蛤蟆地一帶發(fā)現(xiàn)的形制不一的醬黃、醬黑釉瓷缽、盆類，均為斂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餅型底，底內外均有一圈13—15個圓圓的托珠痕，是中晚唐及五代時的習見之器。在康王山、營盤山的瓷片堆積中，多見青灰和青黃釉的短圓流執(zhí)壺、四系大罐、雙系小罐等，均按扁平把、扁圓系，具有宋代特征。小山、窯頭山多見夾砂胎的青黃釉大缸，時代同于康王山。小竹園自然村落多見表面僅施一層淺黃色化妝土的雙系罐及小口陶瓶等，時代稍晚。全面分析判斷，該窯的燒造時代是唐代中晚期至宋代，沒有發(fā)現(xiàn)更晚的瓷片堆積。
發(fā)現(xiàn)了“宣州官窯”的款識后，筆者曾撰文《“宣州官窯”今何處——談對東門渡窯址的重新認識》，刊載于蕪湖縣歷史學會會刊《鴻茲史苑》第四期上，提出東門渡窯址就是宣州窯址的觀點。隨后，在1990年12月安徽省第七次考古學年會即安慶會議上，筆者在大會發(fā)言中重點介紹了蕪湖縣東門渡窯址發(fā)現(xiàn)“宣州官窯”款識的情況，引起與會陶瓷專家及學者的極大興趣。省文物志稿編輯張宏明同志當即約稿，并親自踏勘窯址。筆者應約撰寫《蕪湖縣東門渡唐宋陶瓷窯址的調查——兼議“宣州官窯”》一文，后發(fā)表于1991年第2期《東南文化·安徽文化專號》上。該文在提交調查報告后，分析認定東門渡窯就是宣州窯，指出東門渡地區(qū)含有豐富的陶土和燃料，瀕臨古丹陽湖，處于連接長江和太湖的古中江水道上，水運條件十分便利，構成了宣州窯形成發(fā)展的必備條件。揣測該窯燒造的產品與當?shù)匕l(fā)達的釀酒業(yè)和盛產名茶有關，地方官府在專營鹽鐵酒類的同時，也將酒具專營生產。例舉方志所載王政在東門渡附近寫有“古驛青留官廨樹，行廚碧洗定窯瓷”詩句，詮釋“瀉向宣州雪白瓷”詩句，認為宣州白瓷是大量外運來銷的定窯白瓷。
無獨有偶，在這一期《東南文化》正在排印尚未出書的時候，即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陽南路的拓寬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處發(fā)現(xiàn)了一處陶瓷器窖藏，內整齊堆放有三四百只青黃釉與醬黃釉四系罐，大都已壓碎，經清理發(fā)現(xiàn)有八件半截罐的下腹近底部位刻有“宣州官窯”印款，和東門渡窯址所見完全一樣。張宏明同志看了現(xiàn)場后，當即投稿寄往北京，《中國文物報》于1991年4月7日頭版頭條以“宣州官窯重見天日”為題進行報道，并加了副標題“對認識、研究‘官窯’提供了豐富的新資料?！贝宋募扒拔牡陌l(fā)表，在海內外引起了較大反響。稍后、香港雜志向張宏明同志約稿，張即撰寫了《眾里尋它千百度——揭開“宣州官窯”之迷》一文，發(fā)表于1991年第9期香港《龍語文物藝術》雜志，張文除重復介紹窯址情況并肯定東門渡窯即宣州窯外，著重指出：“象宣州窯所燒的器物，質地粗疏，形體不規(guī)，制作草率，釉色不純，質量不高，殊難成為進貢之物，就是作為一般的民間用瓷也是不合適的。由此可知它雖自名‘官窯’，可并不是真正為宮廷用瓷生產的窯場……是一個主要生產裝酒器具的窯場?！薄靶莞G因鈐有‘宣州官窯’文字，遂使人們得以發(fā)現(xiàn)這是一處重要燒制盛酒器具的官辦、手工業(yè)窯場，其學術意義是極為重大的。”
幾乎同時，1991年9月22日的《中國文物報》刊載葉定一同志文章《韓瓶·岳瓶·背嵬軍》，葉文介紹，“江蘇境內長江沿線，北至徐淮地區(qū)出土陶瓶，其形狀為小口溜肩、直腹、平底，瓶無頸，口沿外圈與肩部形成一圈深槽，便于綁扎封口，肩靠口部有四系，可貫穿繩索作背負之用。該瓶大小不等，一般高約30厘米、口徑6厘米、腹徑17厘米、底徑8厘米左右，制作粗糙，可見輪制痕跡，近底處最為明顯，內外施青灰色釉。當?shù)厝艘话惴Q之為‘韓瓶’，這是因為南宋抗金名將韓世忠當年曾于京口(今鎮(zhèn)江)淮水間廣大地區(qū)抗擊金兵進犯，蘇北地區(qū)老百姓習慣以韓家軍稱之。其用途，一般認為是水器，即宋代軍隊中士兵用的水壺。近來有資料表明，它似為酒器。”作者援引清代海陵學者夏荃觀點，夏謂此瓶為“古軍中主將酒瓶，”“酒盡則棄之”(見《退庵筆記》卷七《韓瓶》)，接著，作者指出韓瓶又稱岳瓶，為岳飛岳家軍中酒器，進而論及韓岳親隨軍——背嵬軍及其在抗金斗爭中無堅不克的勇猛頑強精神和輝煌的戰(zhàn)斗業(yè)績。
筆者無緣親睹該瓶，但從文中描述的情形來看，江蘇境內發(fā)現(xiàn)的陶瓶與東門渡宣州窯燒制的Ⅲ式四系罐的形制、釉色基本相同。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呢?筆者認為這就是宣州窯的產品之一。如果此說成立，那么，宣州窯就是一處官府組織生產軍用酒器為大宗的“官窯”。
北宋王朝在對鹽、鐵、礬、茶實行榷禁時，也對酒實行榷酤，并在全國設立六處“榷貨務”(類似今專賣局)，其中重要的一處即真州務(今江蘇儀征)，據(jù)《文獻通考》記載，真州務領潭、袁、池、青、饒、撫、洪、歙、江、宣、岳州，臨江、興國軍榷貨。按此規(guī)定，宣州的物資必須在真州務辦理抽分(又稱抽解、抽
稅)納稅手續(xù)，抽分之后，禁榷貨物全部由榷貨務博買入宮，非禁榷貨物則按一定比例博買，抽分和搏買之后，方許與商民交易。同時，真州當東南水運沖要(北宋時水運主要航線為經京杭大運河入汴河進開封)，為江南、淮南、兩浙、荊湖等六路發(fā)運使駐所，發(fā)運使專掌六路漕運，兼茶、鹽、錢政，當時宣州的糧、茶、鹽等重要物資均在真州交割，作為宣州官瓶在真州交割應無疑義。明代嘉靖、萬歷《寧國府志》均載有宣州“歲貢官瓶一十二萬個，內一十一萬五千個解儀真(明初改真州為儀真縣)抽分廠，轉解工部”，筆者認為，這種“歲貢官瓶”宋已有之并形成慣例，明仍因之。由此，江蘇境內鎮(zhèn)江、揚州、泰州地區(qū)大量出土的四系罐便不難理解，前引“韓瓶”、“岳瓶”之說也恰可補證。
宋代榷酒制的一種重要方式是州縣由官府和軍隊開設酒坊，民間不得釀造和出售私酒。南宋時，不少官辦酒坊已釀出名酒，并且已生產出“清白透明一類白蒸餾酒—燒酒”(李瑞華《中國燒酒起始探微》，《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酒類出口在宋代對外貿易中已占大宗(趙汝適《諸蕃志》)。宣州釀酒歷史悠久，唐代已經釀出有名的老春酒，經過酒仙李白的宣揚，聞名遐邇，影響更大，北宋早期，宣州已置酒務七處，歲納酒課達五萬貫以上，在全國居于中上等水平(《文獻通考》征榷四）。據(jù)光緒《宣城縣志》載，東門渡宋稱符里鎮(zhèn)，“居民商賈湊集，貿販頗盛，置監(jiān)酒稅，”說明宋時東門渡的酒戶較多，結合窯址發(fā)現(xiàn)的酒舀子分析，東門渡可能為宣州官辦酒坊所在。北宋時期，隨著古丹陽湖的圍墾，江南圩田的開發(fā)，北方流民大量南遷，糧食生產迅速增長，刺激了釀酒業(yè)的發(fā)展。經過坐賈行商的販運，盛酒器具的需要量日增，進一步刺激宣州窯的生產。我們可以說，宋代榷酒制促進了宣州窯的興盛。
近幾年來，我縣境內發(fā)現(xiàn)的一些宋墓中均出土有陶樓及瓶罐，蘇皖其他宋墓中也有瓶罐出土，我們發(fā)現(xiàn)的瓶罐均為宣州窯產品，往往盛有一種清澈的液體，聯(lián)系到宋代朝廷上下盛行的華靡之風和厚殆之俗，可以認為是入葬時裝的酒水。
宣州窯燒造的瓶罐，既可裝酒，也可盛水、汲水，既有官用、軍用，也有民用。目前關于宣州窯的研究，僅就前述。但仍有一些問題尚需進一步調查研究：(一)根據(jù)方志中關于東晉初許旌陽于窯旁置鐵符的記載，宣州窯的創(chuàng)燒年代可能早到晉代，產品種類或不止于此，因目前窯址尚未試掘，難成定論。(二)方志及當?shù)貧埓姹妮d有窯址附近宋時建有萬佛塔、真符觀、三清殿等佛道教建筑(解放后仍有留存)，其間可能滲透了佛道教傳播斗爭發(fā)展的因素。(三)史學家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重要轉型時期，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宣州窯燒造產品中表現(xiàn)出來明顯的區(qū)域性分工或與此有關。(四)宣州窯址采集的標本中發(fā)現(xiàn)的文字較多，有的文字很有點書法功力，反映出刻劃者的文化素質不凡，窯工的成份可能較為復雜。
目前，有的同志面對宣州窯的發(fā)現(xiàn)，提出宣州窯不應指某一處窯址，應包括古宣州域內一群時代風格相同的窯址，應以繁昌窯為宣州窯的主要集中地，說明宣州窯的有關研究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重視，可以相信，宣州窯的研究一定還會有新的進展。